專欄

隨着電影《第一爐香》上映，令張愛玲的名字再度映入觀衆眼簾。相信每一位文青，沒有不曾看過《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和范柳原在兵荒馬亂中尋找各自的容身之所，沒有不曾在《紅玫瑰白玫瑰》中讀懂每個男人心中總有一紅一白的玫瑰；從她的文字中看穿世俗背後的人性，女性悲憫蒼涼的命運。而張愛玲和胡蘭成傳奇般的相識、相知、相戀到分手，更是令一眾青蔥少艾在夜闌人靜時刻，幻想身處戰火紛飛的年代，不顧一切追尋自己所愛。

正如張愛玲所言：“出名要趁早”，雖然她享負盛名至今，但她的“高光”時期實際只有兩、三年（1943年至1945年），身處淪陷區的上海，抗戰、感時憂國，無不成為當代作家的主旋律，她卻偏偏不寫戰火浮生錄，唯寫戰火桃花源，在這一個特殊的背景中自成流派，寫下一部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第一爐香》、《第二爐香》、《金鎖記》、《心經》、《傾城之戀》及《紅玫瑰與白玫瑰》等經典著作。作者蔡詩萍指出：“如果沒離開中國，張愛玲不會有《秧歌》與《赤地之戀》，如果沒離開上海，她即使寫了這兩部長篇也無法從內地出版，即使能在海外出版，她的下場也必定很慘。張愛玲的傳奇，只能曇花一現，或者更糟，根本沒有。”就是這種剛剛遇着剛剛，她的傳奇化才得以在時代的土壤中生出了花。

張愛玲的作品，無論是評説或學術研究，早已被人剖析得透徹，作者決定以歷史背景為書本的主調，帶領讀者穿梭時間脈絡，撥開層層迷霧，展現張愛玲的真實面貌。從她在上海、香港、台灣的經歷着墨，寫她如何被夏志清收編於《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文壇上成為經典；寫她如何通過《金鎖記》曹七巧去塑造一個“徹底性”的瘋子，當然也離不開她與胡蘭成、賴雅的情感紛擾，看她走向孤獨，同時走向傳奇。

張愛玲之所以迷人，大概是她特立獨行的個性，越過一個個高低起伏，造就她戲劇般的人生。筆者相信，每個人都曾經想過自己一生可以活得不一樣，任憑他人隨波逐流，我卻一意孤行，臨水自照，攀爬那孤絕的巔峰，期許會有一個奇蹟落在自己身上……遺憾的是，不平凡的一生，或正如張愛玲的生命歷程一般，在風雨飄搖中面對流言蜚語，愛得悲壯，結束得孤獨寂寞，卻成為永恆的經典；而對於我們這般凡人而言，究竟是追求享譽，終成傳奇，還是在時代的夾縫中，求生求存，安穩平淡地做好自己，就自當慶賀呢？

敦煌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時間跨度最長、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遺產，可是，沒有人發現的是，敦煌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是孤獨的，那裏不是世外桃源，而是苦修之地。

有一位瘦弱矮小的女生，於1962年被北京大學分配到敦煌後，與敦煌結下了情緣，成為敦煌的守護人。其實，她有過好幾次離開敦煌的念頭，但都沒有離開，所以她感嘆地說：“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護人。”她就是《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一書中的主角⸺樊錦詩。

本書是樊錦詩晚年的口述回憶錄，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整理撰稿。樊錦詩是敦煌研究院的前院長，她曾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並在敦煌莫高窟待了50多年，如今80多高齡，仍然繼續堅守在那裏。

昔日的敦煌，是一個大西北沙漠。當時的生活非常艱苦，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前往敦煌，然而在冥冥之中，安排了樊錦詩擔任守護敦煌的重大任務。樊錦詩形容她第一次看到莫高窟的情景：“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落地分佈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裏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正是這種聖潔又神秘的魅力，樊錦詩決定留在敦煌，即使忍受著生活的艱辛和與家人分離的痛苦，也要讓敦煌莫高窟獲得重生，把它們重現在人間。那個年代扎根於大漠真的是需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這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整本書讀下來，彷彿像是和樊錦詩一起肩並肩向前看着巍峨壯觀的莫高窟，向我們訴說她的成長經歷、工作上遇到的困難以及她對遺產保護的思想等等，從這些言語間裏，都能感受到她對敦煌的情感如此濃烈不捨和執着追求，更能感受到她心懷保護敦煌文化遺產的使命。這些經歷聽起來雲淡風輕，感覺老一輩的敦煌人有一種修行精神，追求脫俗的人生境界。

在這本書中，最令人動容的是樊錦詩與她丈夫的愛情故事，正如書中所言，他們“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這種美好的愛情，不但讓我們會讀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見證了真正的愛情是把自己最好的留給對方，同時支持對方追求自己想走的道路。這種夫妻之間相濡以沫的樣貌，也許是我們所嚮往的愛情，才會觸動我們內心裏最柔軟的一塊，讓無限的感動湧上心頭。

樊錦詩的人生，因為莫高窟而變得不尋常，充份體現了她真正的純粹，她用一生的青春和生命詮釋了書中所指的“堅守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開拓進取”之“莫高精神”，在每一個荊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選擇了堅守。現在，我們都知道樊錦詩與敦煌融為一體了，沒有樊錦詩，就沒有敦煌，沒有敦煌，就沒有樊錦詩。

城市幾乎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單位，鋼筋結構建築中的日常，早已被視為常態。本書作者俞炫準，基於在建築行業的經歷見聞，通過人文角度剖析建築這一理性結構，正如書中寫到“建築是人類所有理性和感性的總合”。建築物的設計一般着重於可見的物理部分，亦即建築的風格特色、技術特徵等，但空間的留白部分（虛空間）卻往往容易被忽略。建築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媒介，留白部分以時間作為維度的空間經驗，更能夠準確呈現出建築物的真實價值。

書中15個章節透過不同角度與觀點，探討建築背後的深層含義。作者以個人成長經歷、行業經驗和所見所聞為藍圖，透過分析城市之間的縱橫對比，令讀者對人類、建築，以及城市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有更全面的認識。就像作者在第四章其中一節“城市再生：生命的循環”以紐約空中鐵道公園的建築活化為例，討論如何將歷史與現在結合，發揮建築的最大價值。過去，空中鐵道是重要的運輸基礎設施；現在經過建築再生，空中鐵道是受到紐約市民熱愛的休閒去處。

建築與人類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人類造就了城市，而城市的格局亦改變了居民的生活習慣。如作者所述，建築是一個國家、地區、時代的剖面；更是社會、經濟、歷史與技術的共同產物。觀察者看到的不止是建築表面的形態，更是這座城市的人文內容與文化DNA的載體。建築虛空間嘗試還原一幅歷史長卷，反映過去的人如何使用這座建築，他們留下的使用痕跡是歷史上可靠的參考，也是建築人文意義的重要一環。

澳門的建築形式多樣，道路範圍集中，歷史城區之中更是移步換景。筆者在看到第四章節關於城市再生時，腦海立即浮現出澳門何東圖書館的樣貌。作為澳門唯一園林式圖書館，百年歷史之中幾經易手，1958年正式作為圖書館向公眾敞開大門。何東圖書館不論是建築特色，還是活化工程都體現出矛盾與共融之間的完美平衡。建築外觀上，映入眼簾的古希臘門柱與中式釉彩裝飾，歐派建築與古樸書齋氣息的完美結合。而2002年擴建的新大樓則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例證，“修舊如舊”的方式保留了建築本身的歷史，又完美符合了現代都市人的需求。閒暇時筆者常去何東圖書館看書，坐在靠近落地玻璃窗的位置，遠眺着後花園的噴泉和樹影婆娑。筆者與這一世紀來往的過客一樣，都窺見百年來的歷史，享受着何東圖書館帶來的精神歡愉。

村上春樹的作品素來喜愛通過第一人稱敍事，以“我”作為主角且融合自己現實中的興趣，虛構出各種書中的主人公。除了少數的紀實文學外，其他作品虛實相應，讀者始終難以斷定故事的真實性，自出道作《聽風的歌》以來便一直貫徹這種寫作風格。《第一人稱單數》也不例外，每個短篇故事在現實中或會發生，卻摸不着邊際，彷佛在村上的世界中不存在所謂的絕對。

縱使此書多是描寫“我”的青春，事實上作者已過隨心所欲之年，寫的內容其實更貼近尋找自我的本質，通過幾段真假參半的故事來正反思辨善惡與生死等嚴肅議題。如第二個短篇《奶油》中，老人要“我”不斷思考圓心和圓，去把不明白的事情努力想明白，自然會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奶油”（源自法文crème de la crème，意即最好的最好），暗示此等複雜難明的事情其實最接近真理，唯有鍥而不捨地追求才更符合生而為人的意義。

第六篇《謝肉祭》則是描述相貌奇醜但充滿內涵的女性，與她的美男子丈夫共同犯案的故事。“人不可貌相”在我看來，作者似乎以此角色設定消弭美醜的優缺，創造一個得以討論善惡的中立空間。書中指出“惡靈的面具下是天使的素顏，天使的面具下則是藏着惡靈的素顏，不可能只有其中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是主體的存在，擁有相對的自由，然而在社會上必定要和人相處，於是淪為他人的客體，被檢視被觀察。為了躲避道德的審判，我們都要暫時泯滅自我，帶着面具做人，不難看出村上對“人生而自由”保持悲觀態度。

其中筆者最愛《與披頭同行》。不知出於甚麼原因，村上作品所出現的女性角色只要和主角親密過，都會落得悲劇收場，甚至死亡。讀到這篇時筆者馬上聯想到他的長篇小說《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她們都愛過主角，而且多是擁有美麗外表的女性，有過魚水之歡，並真心真意愛着對方，最後卻受到傷害，從此一蹶不振，幸運的還能渾渾噩噩勉強度過餘生，更多是走不出情傷自殺。令人懷疑村上擁有着嚴重的自戀傾向，在書中營造“我”的無上魅力，吸引女性然後將其摧毀。不過這種亦可能是某種目的性的建立。客觀而言，多數讀者都容易把書中的“我”投射自身，就似是村上刻意滿足自己一般，造成讀者情感上的以下犯上，及後摧毀這種甜美的幻想。

《第一人稱單數》是一本五味雜陳的短篇小說集，像慾望與理智的混合，蘊藏着知性及人性觀察。若本身就是村上的讀者，可能不會感到新鮮，畢竟書中的劇情套路和先前的作品所差無幾。但感覺筆觸變得更溫柔了，在亂序之中依然使人樂在其中，那種關於生死、人生的獨特觀點，已經值得讀者們一再細閱。

大正年間的日本詩人中原中也，和今日的澳門讀者有何干？首先，他示範了如何面對現實生活的極度平庸甚至卑微，而保持內在的純粹。通過詩性語言，生活的挫敗感因而被美化，遺憾感得到昇華，現實中“Loser”的情感世界從而得到救贖。其次，他的作品兼具東方美學和西方現代詩融合，在字裏行間透露純真自由的狀態，直到現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鑒。

我們從中原中也的好友、日本文學評論界泰斗小林秀雄的《考えるヒント4》（思考技巧4）一書，能夠總結中原中也詩歌的最大特點：脫離日本傳統詩（和歌、俳句）觸景興情、詠物言情的傳統，直接以微妙的情愫變化入詩，具有“歌唱性”。愛別離的情感本身代替了文學技法的套路，實現了他自有的一套語感秩序。孤獨症是他情境生發的第一動力，就像他的偶像天才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一樣；最終，年紀輕輕死在某個不知名的角落，跟“一隻老鼠沒有區別”。

但韓波和中原中也不同的是，韓波的技法和靈感／意象幾乎融為一體，沒有意境相生的先後關係，看輕技法，純粹以感受先行，反覆吟誦夜晚、季節、月，以及雪等古老題材，以此創作現代詩。一般說來，詩是名詞主導的，敘事文學是動詞主導的，現代詩則是在正確語法和不尋常語法的夾縫間突破常規。中原中也的詩充分繼承和發揮了日語中擬聲擬態詞等虛詞所具有的質感輕、語義曖昧的特點，謂語後置使動詞有儀式感／非實義的特點，來營造詩文之間的環境氛圍。

在名篇《馬戲團》中，描寫了這樣一個情境：經過了多少次沉悶的日常歲月，今晚的時空化為了迷幻的異色。流浪馬戲團的演出固然有着倉促廉價的一面，另一方面有着令人忘憂的效果，其中蘊含了保持孩童的心，卻無法避免大人所看見的複雜情感。作者時不時把視線偏向一架非視覺中心的鞦韆，而所有的物象都跟着鞦韆搖啊搖啊搖。“搖啊搖啊搖”這一句循環成了歌謠的結構，在原文中，就是典型的擬聲擬態詞。

另一篇《污濁了的悲傷之上》，是詩人在小雪天獨行的情景。詩人自傲、自贖的人格在現實面前卻是如此卑賤，連他的悲傷，都變得污濁、配不上純淨了。中原中也的世界和我們隔了一個世紀。今天，我們“最好的詩”就是發掘日常平庸中的詩意，把苟活活得有滋有味便是終極目標，而本書體現出的精神，能夠提醒讀者們不要忘記生命中曾經有過的青澀歲月，那個以愛恨為雄志，激進得不要不要的中二少年。

當今最昂貴的名畫十居其九皆是印象派或由它所延伸影響的作品。到底甚麼是印象派呢？他們又是如何在一個時代中崛起，影響後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成為當代藝術的靈感來源之一呢？本書闡述印象派的時代背景，以尋求改變、遇上衝突、突破傳世為主題，向讀者述說一個時代背景下的藝術奇蹟。

19世紀中期，巴黎男爵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將當地現代化大改造，與此同時，工業革命和攝影技術的發明，激發印象派畫家在創作時將攝影技術引入到畫筆下，比如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的〈雨天的巴黎街道〉中的光影使用技巧已經受到一定影響。古典作品的宏大雄偉在當年顯得落伍，印象派繪畫開始探索攝影藝術，作品開始出現新突破。然而，當時藝術界仍未能接受這種巨變，或者可以說，古典派更害怕自身地位被弱化。相對來說，印象派畫家對傳統的挑戰，導致他們在書中被傳統派別批評為“作品會令人失去理智”。但即使受到傳統派抵制，這一場由“瘋子”主導的藝術界變革，仍然在巴黎生根發芽，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借書中譯者的說話再述，19世紀中期不是“某個天才橫空出世”的年代，而是時代進步促使人類改變。攝影的發明可以取代繪畫，畫家們是否全部都要失業了？顯然，克勞德．莫內（Oscar-Claude Monet）及埃德加．德加（Edgar Hilaire Germain de Gas）等印象派畫家的畫作，就是他們對抗攝影最有力的說明。除了“保住份工”之餘，甚至證明給世人，鏡頭之下的光線、細緻、捕捉瞬間，繪畫也可以做得到。

近年疫情在全球肆虐期間，博物館因遊客人數及收入下降而陷入困境。正因如此，就如當年的印象派一樣，現今社會也因應時代轉變，在疫下尋找更多可能性，四所意大利博物館參與名畫複製品NFT化計劃，藉此補貼博物館營運費用，打開“元宇宙”市場。經典名畫同時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電子配件、周邊藝術商品，以線上及線下行銷方式，與知名品牌聯名生產商品成為時尚潮流。

如果我們不跟上時代潮流，最終只會成為脫軌的一群。往昔巴黎，隨着攝影出現，傳統學院派的藝術風格轉變到印象派，對藝術界有着驚人影響。今天因疫情關係，日常購物乃至參觀博物館，均從線下走到線上，觀看藝術的習慣和方式也逐漸改變；當然，這系列的變化也引來猛烈批評，譬如購買價值數百萬元的NFT頭像是否值得呢？事實上，當年的印象派“瘋子”，百年後的今天卻是創出藝術新“風”氣的名人，或許在數十年後的今天，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NFT也能成為“今天的印象派”。當然，這種潮流是否可行，還必需接受時代的認證。

柯麟（1900年－1991年9月24日）於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與葉挺將軍，澳門各大社團，包括婦聯、學聯，以及工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粵劇”也與他有關。《柯麟的港澳歲月》講述了柯麟醫生在澳門重大歷史事件中所擔當的角色，當中的故事也引領讀者們去反思現今的社會環境以及個人的生涯規劃。

事實上，人們常將“生涯規劃”與“職業規劃”畫上等號，認為只要做好手頭上的工作，便是對人生作出了規劃。但美國職業心理學家唐納‧舒伯（Donald Super）則認為，生涯規劃不只涉及工作，還與成長過程、學習經驗、角色轉變及環境變化有關，它亦包括工作以外的規劃。要知道生活是持續改變的，如社會發展、經濟環境、創新科技，以至近兩年的疫情都迫使我們不斷作出調整。因此，改變才是更有、更精準的生涯規劃。

柯麟一生不但為澳門的醫療發展有重大貢獻，亦通過與工商界人士交往，以善意、誠懇和專業的態度，贏得他們的尊敬。正如柯麟先生書中所言：“我的信仰和抱負是以個人有限的生命，造福人民和國家，這才不負吾人之一生啊！”他的一生角色多變，不管身在何方、位居何職，仍然不忘初心，為社會貢獻力量。讀者們能夠透過本書閱讀柯麟一生的奮鬥史，了解到他多方面探索及發展的精神，啟發讀者們不管身在何方，面對生活環境多變，仍然躊躇滿志。

回望當年，交通物流速度及便利程度遠不如今天，柯麟先生也能促成粵港澳在醫療工作上連結，推動國家發展。近年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政策，也讓我們與廣東省九個城市及香港更好地連結起來。隨着時代進步，我們迎來更多的機會和挑戰，年青人應當如何從中把握先機，相信從《柯麟的港澳歲月》之中能夠一見端倪⸺即使沒有今時今日的便利與機遇，他仍然能夠連結各地；當年他加入的鏡湖醫院，沒有現時我們所看到的規模，全賴他加入與無私付出，才慢慢地改善了整個地方。從他的故事中，亦提醒了年青人應盡情發揮自己的能力，收穫不一定能即時顯現，但是積累的經驗必然是一生受用。疫情當下，澳門得天獨厚的條件或許被削弱，但這種變化不應成為阻礙自身發展的原因，透過柯麟先生的一生，相信讀者朋友們能夠明白，變化才是永恆。

新冠疫情再次來襲，澳門特區政府除了需全力抗擊疫情，還要應對“物資不足”、“封城”等謠言滿天飛。鑑此，政府擬加强打擊未經證實、非官方的信息，並提到如因散佈謠言而引起恐慌，或有可能觸犯法例。普羅大眾對此意見不一，部分認為，只是網上的流言一則，政府毋需大動干戈；部分則認為，流言一旦方向走偏，不慎重處理的話，影響深遠。事實上，身處網絡時代，要“Fact Check”並非難事，為何相關流言依舊不少？由日本作家松田美佐撰寫的《流言效應》或能給予我們答案。

現為日本中央大學文學系教授的松田美佐，於書中引述美國心理學家高爾頓•威拉德•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謠言心理學》（Psychology of Rumour）的意見，認為流言能夠以科學解釋，提出“流言公式”：R = i × a，“R（Rumour）”即流言的強度，“i（importance）”即謠言對當事人的重要程度，“a（ambiguity）”則是證據模糊度，由於是相乘關係，如“i”或“a”任一上升，則“R”倍數升高。簡言之，只要流言的內容足夠重要，或流言的訊息足夠模糊讓公眾討論，流言就能一傳千里，百口莫辯。

松田美佐成書的靈感來自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地震。當時災區物資緊張，人心惶惶，未幾在災區以外的地方迅即傳出物資短缺的流言，日本民眾開始搶購物資，引來不必要的恐慌。回到澳門近期的抗疫情況下，市民普遍對疾病存有惶恐之感，一句半句疫情變化的訊息，便能拉動流言強度上升；加上澳門網絡討論文化豐富，用字模糊及情緒化，一旦出現與疫情相關的帖文，證據模糊度亦會即時上漲，兩者相乘，結果流言的強度拔地而起，市民急於尋找救命稻草，最終超市大排長龍，徒增疫情傳播風險，亳無必要地增加抗疫壓力，自我實現了流言內容。

誠然，書中提到人類是社會動物，“八卦”是生而有之的習慣。流言傳播得當，亦能為傳播資訊、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等帶來正面作用。身處網絡時代，人們身兼訊息發佈者及接受者，更難離開流言。例如觀看一套電影後，人們在網上寫下的觀後感，或預約一間餐館前預先從網上查看食評等，其實這些資訊都屬於廣義上的流言，但我們都樂於發表與閱讀。

作者認為，我們要學懂與流言相處，按照流言公式分析問題，以理性正面的思維細心評估流言內容，並及早進行“Fact Check”，對各種資訊作出正確及有根據的過濾和判斷，一步一步接近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