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浩劫，不但帶來大量人命傷亡、財產損失和生態浩劫，被納粹崛起歐洲大陸，也發生了文化浩劫。歷史上出現過無數哲學家、科學家及音樂家的德國，在1933年，柏林的倍倍爾廣場上，由大學生帶頭，堆起木頭，一邊讀出作者的名字，一邊開展焚書大會。在這次運動中，大量關於卡爾‧馬克斯、傑克‧倫敦、海倫‧凱勒、愛因斯坦及弗洛伊德等等名家的書籍被付諸一炬。“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焚書與打仗之間，在歷史上未必有甚麼關係，古代打仗都是動員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沒有多大的出版需求。但《書本也參戰》卻令我們看到歷史的轉捩點。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心感遲早會被捲入戰爭的美國，上世紀30年代末開始整軍備戰，美國忙於造槍炮、坦克、戰機及戰艦。鮮為人知的是，美國政府開始為出版書籍而煩惱。當時的美國，談不上是一個文化大國，但卻擁有一支學歷最高的軍隊，參與二戰的美軍，幾乎全部都是中學畢業生。美國軍隊在1939年只有17萬人，到1945年終戰時，共動員了1,600萬國民參軍，軍隊規模擴大接近100倍。這支由知識字分子組成的軍隊，軍中卻無書可讀，怎麼辦？當時出版書籍大多是精裝書，比較厚重，放在軍艦上、軍營中尚可，士兵怎可能會帶着這種書行軍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軍方開始為軍人們出版戰士版書籍，其概念上近似今天的袋裝書。戰士版書籍在軍中大受歡迎，對軍隊士氣產生非常好的影響，前方的需求越來越大，連英軍都跑到美軍那邊借書看。在軍旅生涯中，他們有面臨生死一線的壓力，也有長途跋涉的艱辛和苦悶，書是士兵們最好的朋友。

就在戰士版書籍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由於美國內部的政治爭議，衍生出另一個問題：戰士版書籍應不應該有審查制度？以防止一些不正確的政治觀點或價值觀流入軍隊。在大戰中那種環境，審查似乎無可厚非，美軍看的是甚麼書？其實主要是一些小說、文學，但也有當時認為是成人、低俗、政治不正確，甚至批評美國民主制度的書。為此，《前進報》有這麼一句評論：“如果關於陸軍能讀甚麼還得交由副官長來決定的話，那我們乾脆加入納粹黨算了，還打甚麼仗。”結果在輿論壓力之下，審查制度沒有推行。就這樣，各種書籍被印成戰士版，隨着美軍傳播到世界各地。平裝書、袋裝書在戰後也逐漸成為書籍出版的主流。士兵們退役回國，這種閱讀習慣也帶回美國本土，軍服和武器都放下了，卻沒有放下書本，當中不少人入讀大學，成為當中最勤奮的學生，他們成就了美國戰後的盛世。當初提出來的審查制度，怕年青的士兵被“洗腦”，回頭再看，就像笑話一樣。柏林倍倍爾廣場上卻留下一排空空的書架，紀念德國人最悲痛的歷史。

寫這篇書評的時候，剛好是“五四”青年節前後，近年來社會上大有要把青年節打造成另一個“三八”婦女節的意思，現階段還看不出它最終是否會以消費主義形態被定性，但群體叫陣的氣勢倒是很足。君不見因為青年節，B站（內地知名視頻彈幕網站bilibili）審時度勢地推出“後浪續集”:《我不想做這樣的人：來自全國955位初中生的演講》。既然是初中生，初生之犢不怕虎嘛，他們當然能理直氣壯地說，“我還不知道想成為甚麼樣的人，但能和你們分享的是我不想做甚麼樣的人。”看完這部短片，不禁令我想再次翻閱《了不起的我：0到99歲適用，自我發展的心理學》（以下簡稱《了不起的我》）一書。

“青春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尋找身分認同，我不想做甚麼樣的人和我想成為怎樣的人，詢問的意義最終會“指向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有一個相對確定的答案”（註1）。我們從青春期開始就探尋自我價值，有人更是終其一生都在尋找。現代人最大的迷惘不是簡單的996（註2）或007（註3），也不是要不要“內捲”或會不會被“內捲”，而是像“後浪續集”裏提到的那樣：我們只知道不想做怎樣的人，而不知道自己到底該成為怎樣的人。

“不是有一個‘自我’在不停地發展，隨着經歷的順境逆境，增增減減。而是這個發展的過程本身，就叫‘自我’”。這是浙江大學心理學博士、知名心理諮詢師陳海賢寫的這本《了不起的我》裏講述的最重要觀點。一個發展的自我，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才不會受困於一時一刻的挫敗、迷茫與不安，因為負面情緒大部分是大腦對不可控事件的自然應激反應，是一種自然的生理行為。

如果此刻的你是焦慮的、碎片式的、不安的，該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面對真實而無法改變的當下，迷惘且找不到方向的我們，怎樣把故事梳理好再說出來？我們是否擁有正確看待自己的方式？而我們又有沒有真正了解到“自我”應該是不斷發展的呢？看完《了不起的我》，以上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當然，解決問題還不是本書最重點闡述的內容，解決問題後，怎樣把人生發展得更好，才是書本最吸引我的點，諸如：如何養成一個新習慣、如何令心智變得更成熟、如何擁有高品質的關係、如何走出人生的艱難時刻、不同的人生階段又有甚麼不同的使命等等課題，書本都實實在在地提供了能真切地改變和發展自我的思路和工具。

我非常感激在自己迷茫焦慮的某個時刻，遇到了這本書。每當你對自己不滿意、對未來迷茫或是不確定的時候，我認為可以翻開這本書；每當你要下決心改變甚麼的時候，也可以翻看這本書，它提供了一種類似於“獲得身分認同”的方法，而這，正是我們這群容易焦慮的當代人最需要最有效的方法論，是一顆“還原”了不起的我的“定心丸”。

註：

1. 引用自《了不起的我——自我發展的心理學》，陳海賢著，第五章：繪製人生的地圖，青春期：如何確立身份認同
2. 996：內地網絡熱詞，意思是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周上6天班。 
3. 007：內地網絡熱詞，意思是從早到晚，年中無休。

許多年之前，我在圖書館遇到《生命的奮進》這本小書，似懂非懂的讀到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復觀及牟宗三等五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有些懷鄉憶親，有些分享成長經歷，有些鼓勵青年發奮自學，每篇文章都親切感人，也令我對中國文化產生好感。後來我又陸續讀到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牟宗三的《生命的學問》，在他們深情而有點艱澀的文字中遊蕩，對人生的路途有了更多思考與質疑。

又過了不久，港澳社會廣泛流行着一本名叫《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的奇書，這位名叫李天命的哲學講師，以一種通俗有趣又有點賣弄學問的方式，誇張地介紹“語理分析”的原則與實踐，令當時的文藝青年如癡如醉，很多人甚至誤以為讀完李天命的書就等於瞭解哲學，那當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儘管社會大眾有時會以為哲學是冷僻的學科，但隨着教育普及，很多出版社都會出版一些哲學入門書，說明這門學問其實既有教育意義又有市場需要。今次介紹這本《好青年哲學讀本》，有別於一般以歷史發展為脈絡，從古到今介紹哲學家及其學派的入門書，一眾作者採用一些貼近年輕人日常生活的專題，例如：真我、美德、認識自己、命運、性、生死、道德、動物、殺生、存在、科學及懷疑……以哲學的角度寫出深入淺出的文章，從中示範哲學式的鋪陳與解釋，又不經意地引述古今中外多位重要思想家在相關問題上的主張，陪伴讀者思考這些課題，也方便大家繼續探索，增進知識。

這本書的作者名為“好青年荼毒室”，其實是近年在香港很受年輕人歡迎的哲學普及團體，他們的名稱看似標新立異，但絕對用心良苦，典出於西方哲學開山祖師蘇格拉底的最終下場，他因討論哲學問題，被當權者視為“荼毒青年”而判處死罪，為自己的團體取一個這樣的名字，可見這班作者的志氣與膽量。“荼毒室”最初由13位學哲學的年輕人組成，他們因為志同道合，合資租了一個小地方，辦課程、做直播、主持節目，也寫了好幾本推廣哲學的書，成為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偶像。

在一些勢利的人眼中，哲學是一無是處的學問，但無用之用，方乃大用，我喜歡看“荼毒室”成員時而談天說地，突然話鋒一轉就探討某件事例的存在價值和道德責任，真的把所學的知識活學活用，說明充足的學識可以回應這個時代的很多問題。我認為《好青年哲學讀本》是屬於這一代的哲學入門書，如果讀了覺得有興趣，自會尋找更多相關書籍來閱讀，進入更寬廣的思考天地。

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面對生死，尤其那是所愛之人，我們實在難以釋懷。當看着生命在眼前消逝，你們的共同時光也將不復存在。這時，你會做些甚麼，來嘗試留住思念，留住記憶？

答案是：兩年時間，三萬字。這是本書作者周耀輝所用的方法，在母親去世兩年後，他終於做了這件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我決定寫我媽，為了證實她的大半生沒有白過。”他在《字花》中每隔一個月便交出一篇2,500字的文章，寫出他記憶中的母親，然後，集結成了我現在手上的這本《紙上染了藍》。

當決定書寫時，周耀輝把記憶中關於母親的一些事寫在紙上，而這紙卻在牛仔褲袋裏被染上了藍色，他說：“紙上若隱若現的藍，就當是一個約定。”約定，是作者和母親在文字裏的重逢。約定，是兩人一起把記憶的碎屑慢慢撿拾，重新拼合出一幅兒時印象的香港容貌，逐格重播，“為了喚回舊世界”，為了再活一次，他、母親、香港，那世代的人曾共度的時光，每一格都使人怦然心動。

“愛裏沒有遺憾，只有懷念”但，愛裏怎可能沒有遺憾？當記憶盒子一旦打開，作者所挖出來的往事，點點滴滴都滲着遺憾或遺恨，那不是熾烈的牽扯，但也不是無痕的淡淡然，有些傷痛不會輕易過去，在書中也沒有遮掩。

全書一共12篇，書由美國學者威廉．班根提出的 “活用4%法則”，一開始，就是一場別離，也是一場斷裂。在開首的序裏，我們便得知父親在作者兩歲的時候抛下家庭去了加拿大，再也沒有回香港。母親因此要獨力撫養作者兩姊弟，後來父親在那邊再成家，只是隔月寄回一張滙票和短短的信件。數十年來，這就是他們僅有的聯繫。

一直到本書的後記中，這個父親始終沒有出現，只有簡短的文字，一通與作者的越洋電話，唯一可能的“相見”，便是以後在父親他方的葬禮吧，作者這樣想着。“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從破碎之中撿拾美好”。世界雖是殘缺，但愛仍然可以是完整的，只要母親仍在，就如她所喜歡的那些粵劇裏堅毅強悍的女子，總有方法面對世途的險惡和無情。在回憶中那個住在徙置區中的母親，一個人買菜煮飯帶孩子幫鄰居讀信寫信蒸糕抓老鼠釀酒的母親，替人包伙食穿膠花釘珠片燒衣紙打麻雀逛街飲茶的母親，生活就是這樣用微微的暖意包覆着被遺棄的憤怒、寂寞、委屈和傷害，日復一日地過下去。作者與母親、姊姊一家，在相依中結起了親密的紐帶，三代人一起走着，相知相惜，愛裏總有許多不捨，這些都成了這本書的厚度。

“從來沒有真正的道別，只有無盡的離開。”我們對自己的上一代，總是所知甚少。作者不斷書寫，以此證明母親的確存在，守護着如碎片般的記憶。然而，記憶是甚麼呢？我們與所愛的人的連繫是甚麼呢？有時越是用力打撈，記憶更會如水一般溜走，有時反而在一個不為意的平常時刻，回憶會突然襲來，重現眼前，就如那些人事物並沒有消失，只是存檔於另一個時空。原來在萬事萬物之中，都有我們所愛的人。

作者的文字也是這樣。生日的早上說着上網看新聞吃早餐的事時，突然想起小時候母親拿着紅色的塑料漱口杯，從六樓跑到樓下，買一碗雲吞麵給他的事。因為生日，必須吃麵。作者對母親的思念就是這樣，時空來回穿梭，從各種日常事物中穿插且漫延。這是母親喜歡看的戲，小時候常帶他去的地方，一起看過的電影，過年時會去拜的神，年老時唯一一次到荷蘭探望作者的快樂時光，還有母親和其他親友的故事。生命很短，即使可能經歷無數，但上一輩最後能留下的，可能都只是一些生活中的零碎片段，然而正是這些無數的片段構築成一道一道生活的紋理，滲透在我們的生命版圖裏，也在作者的筆下，閃閃發光，每一個字，都是珍惜。

“愛裏沒有遺憾，只有懷念”。雖然我們終究不能留住甚麼，然而正因為這樣，才更加需要書寫。“書寫是悼念，其實是挽留，一種我對她的告別方法。”書寫就像是作者與母親的團聚，讓我總捨不得那麼快把書看完。雖然明知我們終將與所愛的人離別，但文字就是有它的魔力，即使告別，那也會是一個漫長的告別。

尼采終生的自我拷問是：“我為甚麼會成為今天受苦受難的我。”以此來介紹《人類世的誕生》（原書名：The Animal Planet：How we create the Anthropocene） 這本著作，也頗為合適。作者路易斯與馬斯林不僅要探討人類如何創造“人類世”（Anthropocene），他們更希望透過地質學、氣候學、生物學，甚至史學，去告訴讀者，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如何淪落到這個境地。

這是一部從地質紀錄反思人類與地球關係的科普書。作者首先宏觀地從地球歷史科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活動如何改變周遭環境。繼而，穿梭時間軸，追溯30萬年前人類從東非出發至今，所連結的全球文化網絡。接着，也是本書的核心，就是透過科學研究，指出“人類世”的始點。最後，作者提出一個具有人類關懷的“人類世”可能性。

科普書的基礎，是數據。一開始，作者展示了連串數據，人類對地球及其他生物造成的劫難。21世紀，地球生存着75億人口；一萬年前農業社會出現的時候，地球約有六萬億顆樹，今天只剩下一半 ; 18世紀工業革命序幕以來，人類排放了2.2萬億公噸二氧化碳，較之前增加了44%；過去40年，人類形成的污染已經使魚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與哺乳類動物的平均數量，縮減了58%；大型哺乳類動物的重量總和中，僅有3%是野生動物，而人類則佔了30%，剩下的67%，則是為了餵養人類而生的馴養動物。總結以上數據，作者指出，地球已經是一個被人類馴服的星球。

到底“人類世”是甚麼？“人類世”是一個地質學的概念，是用來形容地球史中一個新的地質年代。但有別於那些受地殼升降、地球板塊移動、地表受到沖刷及侵蝕而形成的寒武紀、侏羅紀等地層，“人類世”是地球歷史上，首次由於人類活動改變地質環境系統而形成的地質年代，也有學者稱之為“人新世”。

全書最核心的關懷是，“人類世”從何時開始算起？於此，學者有不同看法。首先提出地球已進入“人類世”的荷蘭學者克魯琛（Crutzen）指出，工業革命對地球大氣及海洋構成的影響，標誌着“人類世”的出現。美國學者拉迪曼（Ruddiman）則將時間拉得更早，認為“人類世”早於八千年前農夫清除森林草木開始種植便出現。然而，作者透過層層科學分析指出，“人類世”的始點應該定在1610年。

作者標記1610年為“人類世”始點，並提供了科學及人文歷史的參考。首先，這是有科學紀錄以來二氧化碳最低的年份。自此之後，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便不斷增強。同時，這正是“哥倫布大交換”如火如荼的年代。就在1600年，美洲本土生長的玉米花粉，首次長在歐洲的泥土上。接下來，殖民全球化全速前進，天然資源被掠奪式汲取，並轉化為一層層記錄人類活動的地質結構，“人類世”從而揭開序幕。

46億年前，地球“出生”。35億年前，地球開始有生命存在跡象。而人類文明，只見於一萬年前。換言之，人類的歷史，只佔地球歷史的46萬分之一。《人類世的誕生》透過科學告訴讀者，渺小的人類，使這個星球淪落至此。轉一個念，人類也可以透過善的科學，去創造一個具有人道關懷的“人類世”。

萬事逃不出皮影戲的概念，尤其是小說，是靈魂的顯影。

人在當下看不清楚世況與面貌的。時代的光打得過分地亮。人被丟在框格裏，當下並不知會如何，只如撲光的蛾直覺性地求生。而事後看來，在那光之外，其他的都是惘惘的，似乎有甚麼將來的威脅。人們之後才知被甚麼抓住過，有人解釋那為神，有人解釋為命運，更多的只是皮影們互相的影響。

小時候在卡通中看到，只覺得迷幻。長大後才知這世界雖廣，但另一種意象是箱中之箱。更好的是，皮影這東西不會因面貌奪去第一印象，它更像是人剪裁未果的靈魂，或是如紙般的飄零。

好的小說就是這樣，就如《天橋上的魔術師》。它的畫面感是被水浸過的歷史，已有不明確的青苔感。那些靈魂明滅在記憶海上。共同的記憶載體是“光華商場”，作者從歷史中格放出這投影，就在那裏上演着黑色的皮影，但喚起的景幕是五光十色，且浮光掠影的。

所謂歷史講起來很硬，但那就是每個人照同一個水面的倒影，且照出的都不一樣。這是戲劇常改編某個時代景點的原因，我們回返的是同一處，但到達的是不同的光景。

作家在《天橋上的魔術師》裏形同魔術師，書中的魔術師兩眼可以看不同方向，在直視你時，同時召喚了某段傷痕，或未來剪影。小說裏埋伏了一個第三視角，那不是神視角。而是人事物離去後，仍在你心頭舞動的影子。沒有人事物可以真正從你心頭拔根而去，它會抓住你並形塑你。

這是這本魔幻小說跨時空的原因，現實的色彩紛呈中，同時也預演着告別的瀝青傷痕，因筆法下得淡然，如歲月之河經過你後，才顯影出你的坑坑巴巴。

裏面突然消失（其實是漫長的告別）的馬克，他在少年時就曾離開，去了那逃遁現實的“99”樓，那是個隱喻。人有不同形式的離開，之後再回來，也不是當初那個全然的他了，馬克曾回返了一部分的自己。於小型同學會之後，好友覺得此人似曾相識。你讀完後，才知馬克沒有完整地回來過。有人是一點一滴地消失，在你人生的漏斗裏。

也如阿蓋仔，死於一場火災。阿蓋仔一家唯一倖存的佩佩，離開不了創傷症候群。故事的機關是鑰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某個時空中離開，也有沒鑰匙可開啟的地方。那人被卡在時空的間隙，再也無法回返了。

此書精巧地像個名為“光華商場”的魔術方塊。你轉動了，有一個人影冒出來，他像回魂地告訴你一個故事。但當你一轉，又是另一人現身，於是你發現你自己的記憶就是魔術方塊。有人無論你怎麼轉，他都無法出現了。

這故事在講失去，無論是失去了誰，還是失去了你自己的一部分，都有另一個你留在那他人認為是“歷史”之處，成為你的秘密也是你的地基。

如果要去蘇州看園林，首薦藏身小巷的藝圃。藝圃有園林之美，亦有園主盛名加持，第二任主人為美術史上“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孫文震孟（學霸一枚，天啟二年的狀元郎）。做這些鋪墊是要引出《長物志》，它出自文震孟弟弟文震亨之手，而文家的家世與書在精神上互為映照。全書按品類分為12卷，其中絕大多數是圍繞園林生活展開的。“長物”（“長”粵音同“獎”）一詞來自《世說新語》，意為“身外之物”。明中後期出現了許多這類“閒適”寫作，他們通過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東西的研究、實踐來展示／炫耀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自誕生以來，《長物志》就有多種版本流傳於世。最近這20多年，則是隨着物質文化觀念對傳統工藝美術研究領域的打開，以及物質生活逐漸豐富，人們對朦朧的新生活方式的期待，使不同層次的讀者紛紛從文化經典中打撈“品質”生活的經驗，把它們再度物化和普世化。相關研究可以讀一讀美術史學家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長物》，再參看石守謙以文徵明鍾馗繪畫為物件對文化生活“雅俗”關係的討論。石守謙文中表示，明中期後文化菁英焦慮於“雅俗”界線的變形，文徵明等試圖通過將生活行為儀式化；來強化逐漸消失的社會界線——通過物質消費來體現社會區隔的做法，今天依然通行。但不要以為《長物志》就是一種古代中國的理想生活方式，它代表的是具體的明代中後期江南菁英階層的趣味。然而，文震亨在清軍破蘇州城後絕食殉節，反過來使他在《長物志》中對那些“沒用”的東西不厭其煩地描繪，被賦予了更大的文化象徵性，回應了沈春澤在原序中所說的“用意之深”。

《長物志圖說》屬於杭間先生總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經典圖說叢書”系列，其一大特點是圖文互釋。杭間先生在叢書總序中寫道：“所選圖片均來自出土、傳世文物，或源自古代版刻、民間藝術實物、民俗活動及手藝過程的記錄等，‘圖’是文字的創造性發展，‘說’是重新做注，是今日的視點。”書中追索的詞語有名物學研究的色彩，也可以理解為傳統“小學”和現代研究中關鍵字考察的結合。這些注釋既要消除原文中的知識和語言障礙，還要承擔“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看這些“沒用”的東西是怎麼用的。

書中的“圖”也有視覺調節和認證的功能，在瞭解描述物件形象之餘，還不致於陷入枯燥的專業“黑話”中。晚明文人的這類寫作強調的就是可讀性，它從小處、常物着眼將讀者的好奇帶入作者巧妙（或不自知）設置的“物體系”中，完全不用擔心晦澀的問題。末了，讀者還可以把它當作古典優雅生活的DIY詞典，裝扮自己的生活。

2019年5月，美國阿拉巴馬州通過反墮胎法，甚至剝奪了因性侵和亂倫成孕的婦女墮胎的權利。於是，大批婦女模仿《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中使女的造型，穿上紅袍白帽，上街示威抗議。事件令這本出版於1985年的加拿大小說，重新得到大量關注。我們赫然發現，科幻小說離我們的生活，竟如此接近。

基列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Gilead）的女性，只要仍有生育能力，就會淪為生育工具，小說的主角奧芙弗雷德（Offred）是有血有肉的女人，日夜思念着她的所愛——盧克與女兒，同時卻對其他男人懷有慾望與衝動。這一切，與共和國賦予她的生育任務，產生了巨大的矛盾。

《使女的故事》往往被定義為女性主義小說，但僅以男性與女性的對立去解讀，未免過於狹隘。故事中，不是所有女性皆為工具，我們不能忘掉大主教夫人這樣的人物，沒有生育能力卻仍位處高位，掌握權力。和我們身處的世界一樣，階級所帶來的權力差異，在基列共和國中也表露無遺。同為女性，這些位高權重的夫人在生育能力上的缺失（也可能是她們丈夫的缺失），為她們帶來了危機感，其內心充滿嫉妒，使她們成為更熱衷於把使女們打造成工具的一群，不許使女們的外表有任何吸引之處，恨不得將她們的外殼徹底剝去，剩下子宮。

在基列共和國這個宗教國家中，宗教人士擁有特權，也掌握了話語權。為達到增加生育的目的及合理化他們的手段，對聖經的字句任意詮釋。“‘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憐恤的人有福了。溫順的人有福了。沉靜的人有福了。’後面這句是他們編出來的，我知道《聖經》裏沒有這句話。”為達政治目的，他們篡改宗教經典。奧芙弗雷德還特別提到，小時候在電視上見過大主教夫人，她非常擅長唱讚美詩，其控制眼淚落下的技能更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聽起來荒謬，卻由此可見，宗教也可以是一場牽動民眾情緒的表演。在權力階層眼中，不單單具生育能力的女性成為工具，宗教也可以是一種鞏固權力的工具。

作為一個從舊世界一路走來的人，奧芙弗雷德曾經有過名字、愛人以及隨心所欲的生活，這與基列共和國的發展方向，構成了小說中最大的衝突。拉康（Jacques lacan）在他的“凝視”理論中提到，當主體凝視他者的同時，會發現來自他者的凝視，使主體感到焦慮，因為他們本想把他者馴化成他們想要的“現實”，但這反向的凝視卻提醒着他們“真實”的存在。正如小說中，奧芙弗雷德充滿人性的嚮往，對愛和自由的渴求，都是無法被馴服的“真實”。即使權力階層為求控制而故意抹除使女們真實的名字、身分，以至個人的歷史、記憶，他們仍無法躲避這一記“凝視”，以至最終的反叛。

“自由有兩種，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瑪格麗特•愛特伍在小說中以對自由的詮釋，暗示了現代國家的兩大陣營。基列共和國無疑為你鋪開了一張自由的網，在其中他們將為你安排一切，令你活得無憂無慮。然而，無憂無慮的前提是，你無法逃離“凝視”。那麼，你願意相信他們施捨給你、經過精心塑造的這一片“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