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战的小说不少,英国人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绝对是箇中经典。这本小说写于20世纪50年代,表面描写的是越南与法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反殖民战争,亦即“第一次越南战争”;同时又极具预言性地,铺陈越南与美国将要展开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相比起描写战争惨况的煽情反战小说,格林选择了较抽离的角度,以侦探小说的外衣,包装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
《文静的美国人》写得巧妙,巧妙在于它对越战当下的全球主要势力——以东方大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和以现代化西方列强为首的民主自由主义,甚至还有渐渐从歷史舞台退场的欧洲殖民主义,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剖析辩证。透过美国使馆人员派尔、英国记者弗勒和越南女人凤之间的三角关系,如手术刀一般,一层层剥开自由主义的华美表层下,赤裸裸的真貌。
在格林笔下,三人的性格和形象鲜明:弗勒极爱嘲讽,有时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为了成为称职的记者,弗勒遇事总保持冷漠不动情,却始终无法拭去内在的善良和同理心;派尔像个绅士,沉静有礼,却迷恋于自由主义,一直相信可扶持第三势力,解放越南;而凤,夹在两个男人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个性含蓄忍让,在故事中没太多自我表达的空间,只能让两个男人去争夺、诠释她。她是一个脚踏实地生活,但又不失浪漫想像的女人。不懂得、不迷恋任何意识形态,却渴求简单的“自由”,如造访大峡谷、摩天大楼、自由神像等异国地标。读者不难发现,弗勒、派尔和凤,基本上代表了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而作为当时在越南崭露头角的美国自由主义,格林透过派尔这个人物,暗示了它的危险性,正如他会不顾一切地穿越战场,只为了告诉弗勒:他爱上了凤,并且要与弗勒公平竞争。这是一种令人发笑、荒谬的理想主义,为了实现所谓的“公平”,竟赌上性命。这不正正是日后被冠以“解放”之美名、赌上无数无辜美国青年军人性命的“第二次越南战争”之缩影吗?
当派尔策划恐怖袭击,在广场错杀平民后,弗勒向派尔怒吼:“在你开拓民主的疆土时,要杀死多少殖民国的军人,才能使一个无辜的小孩或一个三轮车伕之死,死得有价值?”派尔的行为向我们展示,迷人而理想化的“概念”,有时像酒精,令人深陷其中,使一切残忍显得合理,使一切无辜的人都死有余辜。放诸今日同样硝烟四起、剑拔弩张的世界,《文静的美国人》对于意识形态的深刻见解,仍有不容忽视的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