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在《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出版前夕，我跟另一主編卓男、出版社副總編李安談的不是銷量、發行、宣傳，而是何時帶這本書去拜祭梅姐，感謝梅姐。李安說：「她真的為香港做了很多事。」卓男說：「她真是香港的寶呀。」後者還補充說，也許現在香港就是少了她這種人，少了正能量，社會才如此污煙瘴氣。
我是個資深梅迷，也自問一向關心香港社情，並在港式流行文化的陪伴下長大，甚至博士論文的主題都是香港的文化政治，但在那一刻，當談到梅姐與香港的關係，我始終還是沒有她們的切身感受。在今天的香港回望當天的梅姐，她們都有溢於言表的萬千感慨。那刻，我有局外人之感，也羨慕起香港人：他們有梅艷芳這種捍衛香港的代表性人物，那澳門呢？
梅艷芳與香港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香港滋養了她：雖然她在六七十年代跟整個香港一起捱窮，但她的才藝沒有被埋沒，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給了她一個走向世界的大舞台。她從荔園唱到歌廳，再唱到利舞台、紅館，然後是遠至亞洲、美洲、歐洲的舞台（編這本書我才知道，她在德國荷蘭法國都開過演唱會）。
另一方面，她成功後從沒忘了這個養育她的城市，她不只為這城市提供頂級的娛樂，不只把為這城市在世界各地打響名堂，她更在這城市面臨衝擊、面對困難的關鍵時刻（從八九到零三），當仁不讓地出力，甚至賠上自己的事業發展黃金機會。香港很愛她，她也以無限的愛去回贈香港。去世後，她被稱為「香港的女兒」。《最後的蔓珠莎華》這書，就記錄了她跟香港的故事。這些故事，早在書籍出版之前，就打動了出版社的主編、執行編輯、副總編，每個人看完稿件都不禁說：很感動呀！
在小城，我們沒有「澳門的女兒／兒子」。原因也許是我們缺少這樣的人，亦也許是我們沒有舞台讓他們被看見。近年，澳門也興起一陣本土意識，我們都在學習愛這個城市，與此同時，着眼於我城的創作亦漸見蓬勃。雖然，我們大可不必偶像化任何人，我們亦很難奢望澳門出一個像梅艷芳這樣的人物，但是，一再細讀《最後的蔓珠莎華》時，我仍是在想：但願我們跟澳門之間的感情，也像梅艷芳跟香港的愛一樣深一樣厚。

//梅艷芳2002極浪漫演唱會造型。（香港三聯提供）

「我們要從帳篷轉移到大眾的心，大眾的思想，我們要佔領社會主流。」
這是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小組成員給《佔領》（Occupy）一書作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去信時提及的一個佔領華爾街行動目標。那是2012年初給喬姆斯基發的一封信。信中還提到，以住進街頭帳篷的方式佔領華爾街一段時間後，他們還有另外兩個佔領行動的目標：保障99%的人民的言論自由免受暴力侵害，終結公司法人這個概念的法律地位。信中說：「這三個目標既是交互重疊的，又是互為獨立的。」因為，當年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的目標，是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有過大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狀況。
《佔領》(Occupy)嚴格來說不是一本直接解釋2011年9月開始在美國華爾街發生的佔領事件的著作，那是當時支持佔領行動的國際知名學者喬姆斯基在行動不同階段的演說和傳媒訪談結集。書中內容按時間推移編排，讀者很容易從中發現，當年美國人的佔領行動，幾乎是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像一開始佔領是要引起全球注意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機構如何貪婪的透過合法的不正當手段取得財富。
到本文開首引述信件內容的第二階段時，他們其實已經將目標轉變為引領社會主流論述，正視美國貧富懸殊問題的嚴重性。喬姆斯基在此前後提出西方國家過去三十年其實經歷了一場階級戰爭，在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主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了美國的大量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取向，最終令美國多數財富由最富有的1%人擁有，而99%的公眾在過去30年的整體生活質量和實際財富都在下降。喬姆斯基在書中引述美國佩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研究，說明此時佔領行動的目標得到了實際的成果，因為多達近三分之二（66%）的美國人，相信美國當前階級關係緊張，而且同樣相信緊張的根源來自財富分配不均。
《佔領》一書的後半部分，不僅質疑新自由主義，美國的經濟政策和主流政策思維，還對民主制度為何無法解決貧富懸殊和階級衝突提出了詰問。當香港因為政制爭議而出現佔領中環的提議，倡議人希望用佔領中環作為手段和談判籌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佔領」在港澳人政治生活中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詞彙，明白當日席捲世界的佔領浪潮如何前進，其實相當必要。更重要的是，這是本可以在一天內讀完的好書，一天就可以讓人重新思考推動社會前進需要行動，更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