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一書講述了澳門雀仔園社區是如何通過一方祠廟而維繫市井人情、留存城市鄉愁的。

雀仔園福德祠始建於1886年，該祠精緻小巧卻底蘊厚重，百年間扎根雀仔園街巷，是澳門代表性的街坊土地祠之一。與一些宏大的廟宇不同，雀仔園福德祠是由坊眾籌資共建、自主管護，天然帶着鄰里共建、社群共享的市井屬性。祠內留存的碑記、歷代坊眾捐贈的匾額與香爐、古樸的儀仗陳設，不僅是百年文物遺存，更是一代代雀仔園居民守望相助、同心聚力的實物見證，鐫刻着街坊社群的共同信仰與集體記憶。

《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一書以澳門雀仔園福德祠為微觀切口，以翔實的史料、鮮活的街坊口述與細緻的田野調研，還原了一座土地祠與一方街區的共生歷程。書中以小型民間祠廟福德祠為載體，勾勒出雀仔園福德祠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聯結鄰里、凝聚社區、傳承文脈等核心價值，清晰闡釋了這座方寸祠廟如何跨越時代，成為雀仔園社區鄉親的精神紐帶與社群核心。

書籍細緻記錄了祠廟融入街坊日常的點點滴滴。晨昏不息的裊裊香火，是居民祈福平安、傾訴心願的精神寄託。鄰里間日常祈福偶遇與逢年過節的祠前相聚，消解了都市鄰里的疏離感，使陌生的街巷關係沉澱為熟稔溫情的街坊情誼。而每年農曆二月初二“土地誕”的一系列民俗活動，更是凝聚雀仔園社群的核心儀式。土地誕期間，祠前會搭建祭台、舉辦賀誕慶典、開展傳統花炮會活動，全體街坊不分年齡、階層，共同參與籌備、祭祀、歡慶，在民俗儀式中強化身份認同，使雀仔園街區始終保有獨有的煙火氣韻與社群力量。

近代以來，城市現代化的衝擊不斷消解着街區的原生秩序，然而雀仔園福德祠始終堅守街巷，成為不變的精神地標。對於本土老居民，祠廟是童年記憶、家族傳承與鄉土根基的寄託。對於遷入的新居民，參與祠廟祭祀與民俗活動，是融入街區、歸屬社群的生活化途徑。百餘年來，雀仔園福德祠早已超越單純的宗教祭祀場所，成為雀仔園居民化解隔閡、凝聚共識、傳承家風民俗的公共空間。

通過《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一書，讀者還可以雀仔園福德祠為樣本，深切體會到澳門土地神信仰的社區凝聚意義，發現澳門眾多福德祠、土地神龕“一祠聚一社，一神暖一方”的市井文化價值。

作為嶺南土地信俗文化的傳承地，澳門全城散落着十餘座大小不一的土地祠廟與百餘個神龕，沙梨頭土地廟、下環土地廟等諸多土地信仰載體，遍佈不同街區巷里，與雀仔園福德祠形成呼應，共同構築起澳門獨有的市井信仰網絡與社區凝聚體系，是澳門中西交融城市格局中難得的本土文化底色。

同時，土地神信仰的包容開放，使不同背景的居民得以一同參與祭祀與社群活動，既維繫了本土社群的文化根脈，又適應了澳門多元包容的城市特質，成為維繫社區和諧、促進鄰里交融的文化力量。

《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以小見大、以祠觀城，用一座方寸福德祠，讀懂一座城市的社群溫度與鄉愁底色。雀仔園福德祠的百年存續史，是澳門小型民間祠廟凝聚社區、維繫人情的縮影。而澳門全域的土地神信仰體系，則是這座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守住鄉土根脈、留存人文溫情與都市鄉愁的核心密碼。

唐代詩人李商隱在《錦瑟》中寫下千古名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用以表達對往昔情感的追憶與悵惘。到了當代女作家水月筆下，“此情”褪去了詩人筆下的惘然與蒼涼，更多了一份篤定的溫度。

翻開水月的散文集《此情可待》，開篇是一篇名為〈水月恐懼症〉的序。這個序寫得很有意思：究竟是誰，會對一名女作家患有恐懼症？看完才知曉答案——是水月的女兒。水月的女兒為媽媽的新書寫序，短短數百字，卻足以透露出女作家與女兒之間無法割捨的血脈之情。

本書名為《此情可待》，拆解開來便是“此情”與“可待”。在書中，水月更多書寫的是“情”——親情、友情、愛情，匯聚在一起，便成了澳門街頭最動人的煙火。因此，這本書也是水月寫給澳門、也寫給自己的生命之書。

水月在本書中寫：“無事不妨常相見，因為不知哪一次見面，將成永訣。”她寫她的小侄子，在雨中的模樣酷似爸爸，甚至連“說話的語調、表情、一些小動作，都如出一轍”。然而，這位爸爸——也就是水月的弟弟——在小侄子四歲那年就離世了。小侄子不可能耳濡目染、模仿出爸爸的言行。

失去至親固然是人間最慘痛之事。但當這一切經由水月的筆寫出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卻只是一抹淡淡的人生斜影。只有穿越到那片斜影中去，方能窺見作者對已逝親人的深深眷戀。

人生中所有撕心裂肺的事情，都將化為江邊斜影。那段血濃於水的親情，隨之漸漸沉入水底：並非遺忘，也不會遺忘。想念的時候，會反覆打撈，永不消逝。

所以水月才會在《此情可待》中寫下：“人到中年後，即使看淡生離，仍難捨死別。”她難捨親情，不忍天人相隔，卻又無可奈何。可歎人生如此不圓滿：從相聚到離開，如高空之月，陰晴圓缺，自有定數。我們生而為人，許多事終究左右不得。只能做那個“打撈人”，在月光皎皎的江水邊，獨自將一份思親之情打撈起來，放在心頭，捂熱些許，再放回去。

難怪水月要“貪一點幸福”，通透如她，一早便已洞悉：“人生不圓滿，幸福兜兜轉轉。”縱使在這樣一個不圓滿的人世間，也還是要拼盡全力地去愛，愛人愛己。這便是本書的第二個課題——如何愛己。

作為一名女性，水月也遇到過千千萬萬女性所遇到的問題，她用文字告訴我們解決的辦法。本書第二卷標題是：“不服氣是可以哭的”。水月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女子可以溫柔，可以允許自己哭，“但絕不能軟弱”。水月以一名女性寫作者的身份，告訴大家：“在任何時候，愛自己是必然的；而懂得愛自己，卻是人生中需要歷練方可畢業的事情。”讀完她的這本書，我頓覺人生還有許多需要磨練的地方；畢竟，愛自己，是伴隨一生的永恆課題。

以小見大，是散文寫作中常用的一種技巧，指通過刻劃細微的日常事物發掘內心真實感受，揭示深刻內涵。《此情可待》這本書，正是將這種技法運用得淋漓盡致。整本書中，水月沒有選擇宏大的敘事題材，而是把筆調放在凡塵俗事中，放在日常煙火的微光中，宛如敘說家常一般，向讀者娓娓道來。

“貪一點幸福”的水月，用她那溫柔而堅韌的文字，告訴我們：人間至情，不在遠方，就在身邊，在日復一日的尋常生活裏。而與她的文字相遇，亦是一場幸會——此情可待，此書可待。

《冒險の書：窗林澳門》帶來的閱讀體驗，與前陣子引發熱議的日本推理小說《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那部作品是“唯有紙本書得以實現”，讓讀者必須親手翻閱紙本，才能與主角同步破解文字間的透明謎底；而這本書，則是“唯有走出街外才得以實現”，以“走出街外”作為完成故事的關鍵途徑，讓閱讀成為一種的空間實踐。

它邀請讀者帶着書頁中的線索，去城市裏展開冒險。你既可以獨自走在四條精心策劃的漫遊路線上，也可以展開一次溫馨的親子旅行。當我們在慢行中失去對目的地的執念，就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資訊，而是開始主動地傾聽、看見與感受。這趟旅程不只在不知不覺間消耗多餘的卡路里，更讓日常麻木的感官重新變得敏銳。比起“抵達”某個地方，更奇妙的是在漫遊裏真正“看見”眼前的社區。

當我們出外旅遊或抵達陌生城市時，往往依賴地圖導航，甚至把感知交給自動駕駛；然而《冒險の書：窗林澳門》最打動人的地方，在於讀者不再只是靈魂抽離的旁觀者，而是擁有了敘事的主導權。最終的故事，是由讀者與創作者共同完成。

這個計劃由日本藝術團體 orangcosong推出，由兩位核心成員共同構成：藤原力負責概念與文本編排；住吉山實里則承擔空間感與身體感官設計。他們擅長把“劇場”從密閉建築中釋放，延展至真實的城市結構裏。這一項目創立的原意，就是想打破都市人對生存空間的感知麻木，解放劇場的邊界。

《冒險の書：窗林澳門》於2022年3月出版，後來本地策劃人鄺華歡在2025年Fringe策劃的其中一個節目就是和這本書有關。雖然我當時錯過了澳門城市藝穗節的演出，但我相信，好的藝術經得起時間的打磨。

經歷多年的城市漫遊實踐，作者的創作已從單一城市漫遊，延伸至跨國界的流動敘事，並逐步建構出更完整的感官生態系統。其足跡涵蓋東京、橫濱，也延伸到杜塞道夫、安特衛普、曼谷、香港與台北。下次當你前往這些城市旅行，不妨把搜尋景點評分或旅遊懶人包的時間留給自己，讓這系列的冒險之書成為更深度的精神陪伴。它讓讀者與作家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並在最終延伸成我們與城市街巷的偶遇和連結。你會驚覺，這有機會成為你與自己最坦誠的一場靜觀。

身為電影人，我習慣在鏡頭後凝視情感。也因此，當我在拍攝澳門電影《幸運閣》時，總着迷於挖掘主流敘事之外的“深層記憶”。那些已經消逝的日常，其實並未真正離開，它們是化作線索，讓我們得以重新觸摸，並給予觀眾和讀者一份帶着溫度的陪伴。我希望藝術作品能像洞悉你一切狼狽的朋友，默默拍拍你的肩膀，讓你的疲憊狀態被看見，從而找回安全的舒適感。

當現實的喧囂退去，在跟隨文字在社區裏漫步時，最後也只剩下你和自己的呼吸。你不再是被城市餵養日常的被動者，而是像個重新學步的孩子，主動去聽、去觸摸，去讓好奇心再次回到孩童時期。

原來，不論是漆黑電影院裏亮起的那束光，還是街角為我們指引的隱秘之窗，都在試圖把那些消逝的人與時空重新召喚回來。當我們被療癒之後，就可以更自在地重新出發。這本書，真心推介給喜歡 “City Walk”的你，以及每一個渴望“以冒險之名，與自己久別重逢”的朋友。

當我們今天觀看英國畫家錢納利所繪的19世紀澳門風景時，很難想像，這座平靜而優雅的小城正處怎樣的風暴之中。鴉片戰爭在1840年爆發，隨後《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凝重的一頁，而鮮少有人知道，這段歷史的發生竟與澳門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英國人正式取得當時幾乎荒蕪的香港島管轄權之前，中英雙方已相互接觸二百餘年。這段歷程中，澳門——作為歐洲國家在遠東的駐留據點，也是大清帝國少有的對外開放窗口——成為中英之間的重要中間地帶。高志（Austin Coates）在《澳門與英國人——香港的前奏》一書中，詳細這段風雨飄搖的兩百年間，英國人如何由常規貿易逐步走上殖民香港之路，而當局又如何在雙方之間巧妙周旋。

故事從1637年夏天的英國約翰・威德爾船長首次來訪澳門開始講述。英國人初次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便因溝通障礙而屢生矛盾，最終引發武力衝突。從那時起，雙方在思維上的錯位便已逐漸顯現。其後的章節裏，高志以一個個故事線索，串聯起東印度公司的發展、港腳商人的興起及其緣由、夾處縫隙中的政府、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張力、耶穌會與歐洲傳教士對開埠的影響、以及清朝皇帝與官員對海上貿易的管制方式……直到《南京條約》簽訂，香港終於淪為殖民地。書中人物眾多，各自輪廓鮮明，躍然紙上。

這本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而是在史實的基礎上，以近乎小説的筆觸敘述諸多人物與故事。兩百餘年的歷史，於是不再僅是幾個年份與事件，而宛如大樹根系般，清晰呈現出人物命運與利益糾葛的交織。

作家高志於1922年出生於倫敦。40歲之前，他在英國所屬的亞洲殖民政府及民事機構任職；曾於1949至1956年擔任政府助理輔政司與新界理民官。多年在亞洲的公務員經歷，使他能以一種“局内人”的眼光觀察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他既是參與者，也同時是觀察者。40歲之後，他辭職專心寫作，出版了大量與港澳相關的著作。《澳門與英國人——香港的前奏》便是其中一本。

在眾多故事所折射出的線索中，高志尤其強調中西世界觀與國際秩序觀的根本差異。他認為，正是這種深層認知上的錯位，使許多原本或可協商的矛盾，逐漸演變為難以調和的衝突。正如書中第一章結尾所寫：“……中國人感到十分困惑。另一方面……西方人對此感到同樣困惑。而這些困惑所指向的，是存在於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理解認知斷層。如果想要建立有序的國際關係，就必須消除這種思想上的斷層。”

兩百年前的衝突，表面上是貿易、戰爭與殖民的結果，更深處，則是不同文明彼此凝視、卻難以真正理解的困境。時至今天，全球化早已深入，但文化之間的誤讀與想像仍未消失。也因此，這本書所提供的，絕不僅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港澳前史，它更像是一個重新思考文明如何相遇、如何誤解、如何共處的契機。

澳門曾經扮演兩種文明之間的緩衝區，多元文化也在此地交融共生。當世界再度面臨文明隔閡與地緣緊張之際，這座小城是否仍能憑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成為不同文化彼此理解的橋樑？或許，正是高志筆下那段歷史留給今天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上醫醫國——孫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門》一書自出版至今，已走過十個年頭。十年光陰流轉，書中對孫中山與澳門深厚緣分的解讀、以及對其由 “醫人到醫國”心路歷程的梳理，仍然堪稱重要讀本。全書以珍貴史料，串聯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傳播革命思想、開展活動，以及家人定居的相關往事，使讀者得以透過這座小城，辨識一代偉人蛻變的軌跡。

書名取自《國語・晉語》所載“上醫醫國”的理念，點明孫中山人生的核心轉變。高明的醫者不僅能治療軀體的病痛，更洞察國家層面的弊病。這正是孫中山的寫照。澳門作為他從鄉土走向世界的重要門戶，是行醫積累閱歷的舞台，更是萌生救國之志的起點。全書在時間與人生階段兩條維度上展開：從初到澳門懸壺濟世、接觸新知、結識志士、傳播革命理念，到以澳門作為海外基地籌劃革命、躲避追緝，最後落筆於家人長居澳門的往事。作者運用報章廣告、借據、信函、舊照片等一手史料，讓讀者能清晰理解，孫中山如何由一名西醫成長為革命領袖，而這一切過程與澳門的關係，亦始終密不可分。

對孫中山而言，澳門不只是故土之外最溫暖的港灣，更是革命路上最堅實的後盾。1892年，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受鏡湖醫院之邀出任醫師，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並開設中西藥局與“孫醫館”。在澳門行醫的數年間，孫中山憑藉精湛醫術救助無數民眾，同時也真切目睹晚清社會的腐朽與民間疾苦。數載行醫使他逐漸明白，單靠醫治個人病痛，難以扭轉國家積貧積弱的處境，救國救民，遠比行醫救人更為迫切。澳門由此成為他理想轉型的沃土。

在風雲動盪的革命歲月裏，澳門同樣成為孫中山的避難之所與策源基地。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身陷清廷通緝，危急之際潛返澳門，依靠飛南第等友人協助隱藏行蹤，隨後喬裝輾轉香港、再遠赴日本，正式踏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此後數十年間，他亦數度往來澳門，與這座城維繫着不可割捨的連結。

除直接助力革命活動，澳門還承擔起守護孫中山家人的重責。1913年，為躲避袁世凱勢力的迫害，孫中山安排髮妻盧慕貞等家人遷居澳門，從此孫氏家眷便在此定居。這份來自澳門的守護，默默支撐着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前行。另一方面，孫中山亦以自己的行跡與信念，為澳門留下深厚的歷史底蘊與精神財富。他在澳門的行醫舊址、革命足跡、生活居所等，均成為珍貴史蹟，彰體澳門與近代中國革命史的緊密關聯。於澳門的發展進程中，孫中山的故事與精神早已融入城市文化，成為連接澳門與內地情感、歷史與文化的重要紐帶。

歷經十載歲月考驗，這本書依舊值得反覆細讀。它跳出單一的人物傳記的敘事框架，以澳門為獨特視角，將人物命運、地方歷史與國家命運融為一體，憑藉扎實史料、流暢文筆與清晰脈絡，還原一段曾被塵封的往事。尤其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之際重讀，更能深入理解這位革命先驅與澳門之間不解的情緣，並體悟“上醫醫國”背後的家國情懷。此書既是對歷史的回望，也是對精神的傳承，讓百年前的理想與信念跨越時空，持續啟迪後人，亦讓孫中山與澳門這段珍貴的歷史佳話得以在時間裏長久流傳。

澳門面積雖小，但在歷史的進程中往往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人口雖少，但只要懷有胸懷天下的志向、具備愛國愛民的心意，澳門青年同樣能成就如孫中山般頂天立地的精神氣象。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南京政府對井岡山、陝北等革命根據地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與軍事圍剿。國內外輿論對“紅色中國”是否存在、又以何種面貌存在，充滿疑惑，而中共中央為了打破宣傳包圍，也急需把自己的聲音傳出去。於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於1936年7月抵達陝北，用4個月的實地走訪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青少版在原著紀實框架上進行改編，整體內容更偏重人物與紅色精神的故事化敘述，它改變了閱讀的人口，把“讀不動”變成“讀得進”，讓更多年輕讀者能夠走近那段真實而艱難的歷史。

斯諾的文字，像一把匕首，劃開革命時期資訊封鎖的黑暗，讓世界得以看見紅色中國的真實面貌。《紅星照耀中國》也像一把鑰匙，為今日讀者打開一扇通往歷史現場的大門。置身書中，我們彷彿成了聆聽者，在窯洞裏，與毛澤東徹夜長談，我們又彷彿成了見證者，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紅軍核心領袖與人民群眾彼此相依，密切生活於同一片土地；我們還像參與者，與“紅小鬼”一道站在黃土坡上，認真檢查路條；我們同時也可能成為觀眾，紅軍大學的學生、劇社的看客。更重要的是，這些身份並非想像性的代入，而是來自書中一次次同甘共苦、並肩行軍的具體呈現。

因此，我們在書裏看見的不只是紅軍的優良作風，更能感受到他們在圍剿絕境中的樂觀與堅韌，以及對救國信仰的守望。那也讓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不是憑空得來，而是由一代人用行動與犧牲，一點一滴換回來。

斯諾用“公平、客觀、無黨派之見”的筆觸，精準反擊了南京政府的惡意詆毀。《紅星照耀中國》採取非虛構的寫作手法，將自己從第三者的視角親自看到、聽到或讀到的一手材料呈現出來。對於一位並非共產國際的同情者而言，斯諾所秉持的新聞理想與渴求真相的堅定信念，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他所描述的紅色革命精神與制度安排，才更具說服力。這種嚴肅的歷史判斷，對當時中國紅色革命的宣傳具有顯著的積極意義。

本書最動人的地方，是斯諾以群像視角呈現革命領袖、普通紅軍戰士與蘇區百姓之間的同等份量。他不僅記錄大量毛澤東的口述身世，也以多層次的客觀方式加以呈現。在某種意義上，他書寫了一個投身革命的知識份子典型，並賦予人物平凡性，讓平凡人在革命中的偉大與閃光得以被看見。至於其他“紅小鬼”等普通群眾，斯諾同樣採用質樸而帶有溫度的書寫，避免流水賬式的堆疊與臉譜化的中庸，使文本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

此外，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把紅色精神從宏大的口號裏，提煉到日常生活之中。斯諾在描寫鋼鐵意志時保留溫柔和雅致；在描寫革命信念時展現質樸和幽默；在刻畫團結友愛的溫情時，也同時強調制度的嚴謹。信仰的力量不再停留在抽象層面，而是在生活的細節裏；英雄的史詩不只來自戰場上的衝鋒，更蘊含在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行動之中。正因如此，紅星之光才具有強大的穿透力，讓紅色精神成為可以理解、可以感受、也可以轉化為“革命初心”內涵的思想資源，使讀者容易把今天的“小我”放進集體與國家的“大我”之中。

《紅星照耀中國》青少版，完整保留原著“以事實破偏見、以細節見信仰”的核心旨趣。它以通俗簡潔的敘事，清晰講述中國共產黨人如何以星火聚燎原，帶領人民衝破黑暗、探尋救國前路的真實故事。也正因這份可讀性，讓青少年更容易讀懂百年前紅色信仰的力量，以及盛世來路的艱辛與重量。

閱讀，是一生的修行。好書似蓮，可以喚醒内心的純真。

在澳門求學的日子裏，我常穿梭在中西交融的老城街巷，總能與意想不到的驚喜擦身而過。九歲的高結與八歲的高至型合著的《小孩子心中的幸福》，就是一本滿含純真和童趣的作品。它讓我看見了這座小城獨有的創意與愛，也引領我重新思考人類對於幸福的追問。

古今中外的智者都曾探尋過幸福的真諦：《禮記・禮運》描繪了大同盛景，將幸福寄託於萬民安居樂業；老子言“知足不辱”，把幸福歸於內心從容，孔子言“仁者樂山”，幸福藏於世間的和諧共生。再看西方千年的探索，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人格完善的結果，羅素在《幸福之路》中直言幸福可以透過學習拾得，布魯克斯的《第二座山》則將真正的幸福，歸結為從“為自己”到“為他人”的跨越。

而這本《小孩子心中的幸福》，正像是孩子對智者們宏大命題最純真的回應。他們的答案裏帶着孩童般的質樸，讓我想起古人採蓮。《江南》中唱道：“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寥寥數語，便道盡了採蓮人的單純快樂。聯想至此，不覺生出“讀好書如蓮出水，照見本真”的感悟。這對澳門姐弟對於幸福的追問，是否也喚醒了大人們心中久違的澄澈？

關於小城的幸福，澳門跨領域學者高勝文博士曾在《逆着光・亦同行》一書中寫道：“澳門是一個最有溫度、最有情懷的城市。”或許，這座小城溫情與包容的人文底色，才孕育出《小孩子心中的幸福》這片最溫潤的沃土。

在父親高勝文博士的鼓勵下，高結與高至型走出了書本。他們採訪清潔工人、警員、巴士司機、廚師、教師、消防員，採集出各行各業樸實的幸福模樣。正如這本書中所言：“每個人心中的幸福雖然都不一樣，但其實幸福很簡單，幸福就在身邊，而且隨處可見，只是我們常常忽略。”書用線條手繪，一方面記錄幸福的定義，另一方面記錄孩童與成人真實的對話。在一字一畫間，令人由衷讚嘆小城人質樸真誠的生活態度。

回想自己的成長經歷，我並非澳門本土人，我生在中原，久居珠海，如今學於澳門。正因這份特殊的生命軌跡，我更能深刻體會到澳門獨特文化氣質，它既有中華文化的厚重，又有開放包容的活力。正如不少曾將澳門視作他鄉的作家與藝術家，如賈梅士、吳歷、庇山耶等，都曾在這片土地上寫下兼具鄉愁與溫情的文字。

細細想來，讀書閱世，幸福往往藏於平凡的日常。高結姐弟用純粹的童真探索幸福的本真，書中沒有高深的道理或空洞的說教，只有真切動人的微小片刻：清潔工人守護小城的踏實、陌生人不求回報的善意、家人簡單的陪伴……這些孩童眼中簡單純粹的美好，恰恰是成年人在忙碌喧囂的生活裏，久違的感動。

澳門是一方富有文化底蘊的土地，滋養着生活和旅居於此的人，也藉此孕育出溫暖真誠的文字，創作出糅合文化創意的作品。聞名小城居民皆愛蓮，蓮的澄澈純真，亦如撫動人心的好書，能洗去繁雜、守住初心。於我們而言，在一座充滿愛的小城裏，讀一本如蓮般純淨的書，讀懂小城煙火裏樸素的幸福，感悟日常的溫情，這不正是閱讀修行路上，最珍貴也最動人的收穫嗎？

“叉燒包，好靚叉燒包呀……”耳邊彷彿傳來陣陣呼喊聲，眼前隨即冒出一抹打開蒸籠時的白煙。只見蒸籠裏三個叉燒包已裂開了口，像三個可愛的小粉團，正等着饞嘴的我前來品嚐。

閱讀《去茶樓》這本以傳統茶樓為題材的繪本，思緒很容易飄遠，聯想到兒時上茶樓的種種軼事。記得小時候，我曾住在澳門白鴿巢公園附近，總要等到爸爸的發薪日，全家才有機會上一次茶樓。那時看到的各式點心、茶具，一切都是那麼新奇。是的，像我這樣一個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讀者，翻開這本澳門歷史文化繪本，兒時的美好回憶都被一一勾了起來。

那麼，對於現今的小讀者，繪本《去茶樓》又是如何吸引他們，讓孩子們在閱讀過程中感悟書中舊式茶樓的老澳門情懷呢？我覺得作者望風很懂得孩子好奇、愛探索的心理。故事中安排了祖孫三代（爺爺、爸爸和小孫子）一起上茶樓，爸爸為了激發兒子的求知慾，便故意“扮懵”問兒子熙仔：究竟舊式茶樓和現代酒樓有哪些不同？看到這裏，聰明的讀者自然會將自己代入其中，與主角一同在茶樓的經驗中，享受尋找不同的樂趣。而且，一邊尋找，還能一邊認識中華傳統茶文化的禮儀和知識，體會背後蘊藏的文化傳承與濃厚人情味。這無疑是一本非常適合帶着上茶樓的親子好書。當小朋友跟着家人來到社區地道的傳統茶樓時，可以模仿主角熙仔現場觀察，多加認識眼前的本土飲茶文化，看看裝飾佈置、茶具、點心種類有何不同，並探究背後的故事，如此便能做到活學活用。對於學校老師而言，在校內佈置中華傳統文化活動時，也可以利用書中內容安排延伸活動。例如，將傳統茶盅、舊式茶碗、蒸籠等趣味茶具展示給學生細心觀察，引導他們表述這些傳統器具與現代茶具之不同；或者設計快問快答遊戲，讓孩子用自己的語言輕鬆敘述觀察所得。這有助於確保孩子們能從體驗中，真正理解閱讀的內容。

針對高年級的小學生，老師亦可以鼓勵他們進行專題研習。在六、七十年代，茶樓曾是廣東一帶名流、商人、文人及粵劇名伶交往聚會的重要場所。廣東人飲茶不只是為了解渴或填肚子，更是一種休閒與社交互動的生活方式。而後來出現的酒家則更有排場，不僅夜間宴客，甚至還有歌唱娛樂。這些演變是如何發生的？學生透過研習，必能對中華傳統“以茶會友”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至於親子或師生互動，則可安排小組合作製作點心的活動，或藉着圖書情節了解茶樓內的各種行業用語，並嘗試以互動形式來講故事。過程中可以引導孩子思考，例如：“為甚麼別人為你奉茶時，你要用手指敲擊桌面回應？”通過演繹與學習“扣手禮”等品茶知識，大家角色扮演、即場學、即場做、即場玩，定能獲得一份十分特別的文化體驗。

此書屬於“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系列，一套共三冊，另外兩本為《鬥雞》和《尋找大將軍》。《鬥雞》巧妙地描述了澳門葡國人餐廳與本地人餐廳，兩家人為了秘製葡國雞相互角力的故事，引人入勝；而《尋找大將軍》則將許多澳門傳統小食擬人化為可愛的美食軍團，踏上尋找最獨特鄉土美食的旅程。這是一套能讓人深入認識澳門傳統美食文化的繪本，非常值得大人和小讀者一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