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若你從沒思考過這個問題，或許你是幸福的。但在這個崇尚物質文明，效率至上的時代，很多人會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反思人生的意義。有的人會從宗教信仰裡找尋答案，至於不知神論者及無神論者，應該如何面對？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或者可以給予一些指引。

作者用淺顯的文字總結19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生和其人生哲學，包括他的“重估一切價值”和“酒神精神”。尼采預言，雖然資本主義促進科學發展，鼓吹物質文明，但由於科學存在局限性，而物質繁榮帶來的只是虛假的幸福，人們不會再迷信科學和物質文明，既有的價值觀會逐步瓦解，意義隨之失落，人們會感覺無依無靠，頓成迷途羔羊。對此，尼采提出我們可以“重估一切價值”。他的意思是人生本無意義，所謂意義從一開始便是人類賦予，作為自己生存的理由，倘若失去意義，大可重設意義，重塑自己的價值觀，再重新生活。至於如何重設，尼采解釋，既然定義的目的是為了生存，那就以促使生命強健為目的來定義。

周國平指出，中西方的人生哲學在談到生存意義的問題時，都建議人們“尋求個人與某種超越個人的整體的統一，尋求小我與大我、有限與無限的統一”。這個整體指的是自然、社會和神，而對應的人生意義或可理解成自我修煉、貢獻社會和按道德行事。尼采強調的則是與自己和自然統一，關顧自己，忠於自己，然後超越自己，就算到了生命滅寂之時，也會因重歸自然懷抱而感到快樂。

尼采哲學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待人生，並不全然樂觀或悲觀。他認同人生充滿苦難，而我們應該正視痛苦，“對於痛苦者最好的安慰方法是讓他知道，他的痛苦無法安慰，這樣一種尊重可以促使他昂起頭來……”，他說熱愛生命的人才會比別人感受更多更大的痛苦，然而我們可以生命本身的力量來戰勝生命的痛苦，而在抗爭時，即使感覺痛苦，也會強烈地感覺到生命的歡樂、生命力的強盛，畢竟苦樂相依，藉此呼籲我們要做強者，這就是他提倡的“酒神精神”。

另一種面對痛苦的方法，是以藝術家的審美眼光來看待人生，將人生視為一場藝術創作，這樣無論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不會垂頭喪氣，“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不把它看得太重要，這樣你反而能真正體驗它，享受它……”周國平說，尼采的學說鼓舞了很多人，但他的理論並非全無缺點，周在書中指出了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亦褒亦貶，讓讀者可以相對客觀地認識尼采。

此書不同於翻譯著作，沒有艱澀難懂的哲學術語，較為通俗易明。作者將尼采的學說置於當代的背景下討論，試圖解答今人的思考難題，當中提到的理論甚至顛覆人們對理性、語言、人類意識的固有認知，讀後定必對人生乃至世界有另一番見解，又或許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

如果說凡爾納幫我打開了科幻的大門，那劉慈欣絕對讓科幻這個世界變得更加魅力絢爛且有吸引力。《帶上她的眼睛：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1》是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精品集，裡面收集了1999年發表並獲得科幻<小說銀河獎一等獎的<帶上她的眼睛>，以及如<流浪地球>、鄉村教師>、<坍縮>、<全球道阻塞干擾>等經典獲獎作品。

劉慈欣的小說帶有理科生強大的邏輯感，常常會加入大量科幻及前沿技術的描述，但是並不影響作品的文學美感。因為他的作品並不冷酷，文字間總能透露些普通的、細膩的、很溫柔的情感。

他喜歡在宏大題材中找小故事，從細小故事中發掘真摯而平凡的情感，去歌頌為人類福祉、拯救人類獻身的崇高精神，讀來令人心潮澎湃。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流浪地球》，但凡看過其文字的人，就會發現和電影版不太一樣，有太多值得討論的點。比如很多文學作品中喜歡描述的愛情，到了他筆下，卻在浩瀚的宇宙與人類生存問題上，顯得那麼微不足道。在文中，他描寫到“對於愛情這類東西，他們只是用餘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賭徒在盯着輪盤的間隙抓住幾秒鐘喝口水一樣”，“不是人們想無情，而是‘情’這個東西已經是一種奢望了。”

金錢、權力也顯得並不那麼重要，被一直忽視的陽光、河流、山川……這些自然神賜，在即將要失去的時候又顯得如此彌足珍貴。在家園不保時，“希望”才是那黃金寶石，不管活多長，都要擁有它！現在看來，特別具有哲理性。在故事行進中，讀者怎麼也沒想到在為人類生存大計奮鬥時，一句謠言卻差點毀掉所有。有些可笑，但又會讓人覺得是事實。在人們極度恐慌時，只會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物。這就是劉慈欣厲害的地方，能在一篇文章中，加入這麼多引人深思的東西。但是反過來想想，會發現他描寫的也許是虛幻，也許就是生活。生活沒有預演、沒有完滿結局，充滿着離奇卻又能被理解的行為。

《帶上她的眼睛：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1》是相當優秀的一篇作品，裡面描述了比谷歌眼鏡還先進的仿生傳感眼鏡。當你帶上它時，遠方和你一樣戴着這副眼鏡的人就能看到你所看到一切。在文中，劉慈欣對於地球景物的描寫簡直如詩如畫，他筆下的晚霞、草原、星空都是那麼美麗絢爛，讓人想要親探。

這些都不是主旨，主旨是眼鏡那一頭再也看不到這些景象的地心地航員。那位為人類奉獻一生，自探地心，卻再也回不到地球的地心員。她對於地上景物的迷戀與眼淚在旁人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但當你瞭解事實後，整個故事卻讓人有着難以抑制的傷感，以及對於現在擁有一切的感恩。

這就是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利用其深厚的科學知識為天馬行空想像力的基礎，把現實生活和想像生活交融在一起，刻劃了很多除科幻以外值得反思的事情。

“大三巴的兩旁開揚磊落，親和的小樓房座落在謙卑的小街斜巷，那是一個多麼像人住的地方。”這是黃愛玲在1999年，談到岳楓於1963年編導的《為誰辛苦為誰忙》影片時下筆所寫。 1

假如電影封印了時代的氛圍，那麼文字該能解說電影中的人文情操吧。那是影評人的天職，許多人如此相信。

所以，黃愛玲曾說，自己不是個稱職的影評人。她寫的關於電影的文字，像是和電影中的美好時光在訴說情深款款，看光影中之寂寞荒涼又總懷着對戀人一般的玲瓏體貼……

還是不要用文字去形容文字了。

讀黃愛玲的電影文字，該怎麼說呢，如果電影是“桃花源”（她也的確如此形容電影），她的文字就是路上的芬芳，你朝着它走，路就愈來愈明朗開闊了。

黃愛玲常說，她是個懶惰的人。可是她一直在尋找電影的芳香。2因為她，多部早期中國電影和多個導演、演員重新被發現，如費穆和《小城之春》。也因為她，當代多位華語和亞洲導演的作品，從一開始就能進入世界的視覺，如賈樟柯和奉俊昊，無數人的電影觀因此改變。

還記得許久許久以前，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伊朗電影專題第一次看到《踏破鐵鞋無覓處》3的震撼，猶如回到電影和人生的第一課，從此世界不再一樣。

往桃花源的路，往往是迂迴的，穿越時間和空間。走着走着，時而風光明媚，時而狂風大作。當倦極以為前無去路，拐過彎，走上山崗又會看到生命的驚奇。

“《一生所求》中有一個看似莫名奇妙的鏡頭：三個身穿黃色雨衣的人，在黑夜裡騎着腳踏車，緩緩溜過，猶如寂寂人生路上被忽略了的點點生機。重看《霧中風景》時發覺也有幾個黃色雨衣人過場，而《鸛鳥踟躕》片末爬上木桿駁接電話線，讓隔絕的邊界兩地得以溝通的工人，正也是穿着黃色雨衣的。前後觀影旅程聯繫起來，方明白這幾個看不清面目的黃衣人，其實寄託了安哲羅普洛斯對人類文明無限的期盼。”4

《戲緣》是黃愛玲多年前專欄的名字，也是2000年她所著的電影文集名字。

2018年1月，她毫無預告的走了。同年12月，《戲緣》復刻再版。

黃愛玲和電影的緣份，也許就是為了給深愛電影的人帶來解脫。茫茫滄海，已找不到那些文字了。可是，生命是柔韌的，春風吹又生。

1. “已找不到那些面孔了”《戲緣》, 317-319頁
2. 黃愛玲小姐於香港出生，上世紀70年代隨夫赴法國期間進修電影，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師從 Christian Metz。回港後歷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英文編輯、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策劃、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其後為自由身文化工作者，兼教授電影課程。她畢生致力於電影評論及歷史研究，推動電影文化、提攜後輩不 遺餘力——摘自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悼念黃愛玲小姐”，2018年1月5日
3. Where’s the Friend’s Home? ——基阿魯斯達米導演，1987，伊朗
4. “安哲羅普洛斯的凝望”《戲緣》, 88-90頁

在閱讀本書之前，想先提醒每一位讀者先自問兩個問題，一是你覺得音樂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的地位如何？二是你覺得音樂在人類文明的歷史當中，應該飾演何種重要的角色？前者，是讓讀者認知到個人的精神生活中，是否願意讓音樂豐富你的精神層次，而後者的思考，則希望讀者能夠意識到每個區域及民族，都有其對於音樂的獨特看法。

誠如本書的導讀者所言，本書既非西方古典音樂史，亦非西洋流行音樂史，因本書作者提及了兩者的重要歷史部分，但同時也無法兩者兼顧。很明顯的，本書確實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音樂發展史，而且是從古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以核心跳躍式的敘述方式前進着。雖說作者藉此還以“西方世界廣角發展的音樂動能，大於其他地區的音樂文化，卻也是無法忽視的歷史事實。”作為本書宏觀的音樂歷史立論點，並以“過去100多年，吸收世界上其他的音樂文化加以混合”的結論來支撐他的西方音樂觀點時，他的音樂大歷史觀點及時間軸才得以成立而穩固。

不可否認，假若接受了以上的意識形態，本書確實相當好看，尤其在遠古的“探索時期”歷史到19世紀的“反叛時期”，作者履行了他在前言所承諾的，用能產生共鳴的方法，“聚焦在隨着時代變遷而進化的聲響”。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調性、調式、和弦及作曲者的創作動機和他們如何在音樂中反映他們身處的時代變遷。本書的書寫方式確實有別於其他音樂史家習慣以作曲家逐一介紹的寫法，能讓愛樂者更能清晰而快速地理解音樂創作的演變。

作者在古典樂的鑽研雖稱得上有其紮實的深厚底蘊，但在爵士樂及現在所稱的西方流行音樂卻顯示了自身不足，更遑論他是否真能理解後來逐漸崛起的世界音樂體系。舉一兩例，作者對於爵士樂的理解似乎還停留在咆哮樂時期，但對於後來Miles Davis在調式及其他許多音樂創作上的突破卻隻字未提。又如他以爵士吉他手Charlie Christian的一首《Seven Come Eleven》作為搖滾樂的起源，事實上，搖滾樂這整段歷史演進還包括了當時整個美國社會的大躍進、城市擴張、郊區化的遷徙、交通工具的演進、藍調及鄉村音樂的融合等等……才促使了早期搖滾樂的誕生，而非只是以一把電吉他的曲目作認定。

作者書寫上的弱點同樣反映在他在“流行時期（二）”的整個章節中，他舉的例子多是曾經流行過的歌手作曲者，卻無視更多不在流行榜上的流行樂手及創作者，他們才是西方流行音樂真正的開拓者及扭轉流行音樂面貌的人物。

如果你想瞭解音樂大歷史，本書提供了一個獨特而直指作曲核心的鮮明道路，然而，若你想進一步了解音樂及雜音在歷史上的權力關係，筆者推薦與另一本書《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一起“服用”，那麼本文開頭提問的兩個命題，或許就能在這兩本書中找到答案了。

《以動物為鏡》不是一本有關動物的入門書。它是一本當你在思考人類和動物的關係而／並陷入了理性與感性的焦慮時，會告訴你，兩者之間有着無限可能性的書。

每一本書的背後，作者與書寫對象都有很厚的緣份。這些年來，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黃宗慧從與動物結伴居住，到在大學開設以動物為主題的課程，再來出版這本書，將她對動物的關懷，由寵物貓Kiki開始，一圈一圈，向外推至台灣的黑熊、非洲的犀牛、峇里島的雞，還有卡夫卡筆下的黑猩猩，以及迪士尼卡通片裡的米奇老鼠。作者在這個不斷跨越和建立動物倫理界線的過程中，進行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思辨，關懷動物的同時，更反省自身，成全自我。

你可能會問，關心動物，從貓、狗到雞，甚至是蝴蝶，是可以理解的，牠們起碼都是實在地呼吸和移動的生命，但為什麼要去談米老鼠，甚至是《海底總動員》裡面的小丑魚呢？這些不都只是人類自己虛構出來的嗎？是的，這正正是此書取名為《以動物為鏡》的由來。

作者借用文化研究者哈洛葳的名言，“我們擦亮一面動物鏡子來尋找自我”，以取書名，並貫穿全書。既然動物是一面映照人類自身的鏡子，那麼，是活生生的，還是虛構的，都已經不重要。往往，虛構的動物，更能照出人類凝視動物時那種複雜的慾望和想像。當黃宗慧談到迪士尼虛構出來的米老鼠時，她並沒有像一般論者般站在高地，以文化霸權的理論去批判。反而，她讓不同意見的阿多諾與班雅明在這面米老鼠鏡子前進行對話，讓讀者在他們的對話中認識自己。

帶着這面動物之鏡，黃宗慧進入了靈魂閉塞之處，試圖去打通它。書中，作者講了一個有關峇里島的雞過馬路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一篇名>為<峇里島的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文章裡。文章作者一度陷入了徬徨及迷惘，自我詰問，為何一方面對一群過馬路的雞家庭產生憐憫，甚至稱牠們作“姐妹”，卻同時又在啃着雞肉沙爹串燒？！這不是“邏輯不一致”嗎？這不是偽善嗎？

然而，作者告訴我們，面對動物時，我們當忠於自己，是為“倫理回應”。簡言之，當你在廚房煮菜時，看到十隻螞蟻努力地搬着一粒米回到牆角的小洞裡，如果你即時的反應是“很感動”的話，就要相信自己，不必自覺與他人不同，而否定當下對螞蟻的行為的回應。事實上，人類不是每天都在做着“邏輯不一致”的事嗎？

書中，作者透過不同文學作品、哲學理論，一層層去解開橫豎在人類與動物關係中被歪曲多年的問題。告訴讀者，如果人類在觀看動物時，可以放下偏執和歧見，那麼，人生將會是一趟又一趟的跨越和獲得。

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關羽，經過後世的神化與小說的傳頌，成為華人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符號”，對許多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去年香港“大館”舉行了一個關於“關公＂的專題展覽，後來將內容整理出版，我要向讀者介紹的就是這本名為《關公駕到》的書。

引起我注意及購買的原因，正如在文首所述，我對“關公”這個人或神的故事好像很瞭解，但翻閱幾頁之後卻發覺我的認知很膚淺，對這個文化“符號”的深入解構，書本採用了平易近人的手法，配合插圖，非常配合這個“讀圖時代”。由於負責撰寫的團隊由趙廣超先生創立，該書的研究與演繹方法秉承了趙氏一向以來的風格——將嚴肅的傳統文化內容深入淺出地呈現給讀者。

書本內容主要分為三部份：從歷史、藝術及生活角度去深入解構“關公”。其實書中的每一部份都是一個獨立的專題研究，但三部份的內容卻又相互關聯。

對於歷史上的關羽，成書於晉朝的《三國志》只用了1,700多字作記述，然而，後世對“關公”的生平事蹟與人格魅力就是從該不足2,000字的記錄中隨著不同時代的社會需求而去“發展”與“創造”，例如“桃園結義”這個深入人心的故事，其實只是出自“寢則同牀，恩若兄弟”八個字的記錄，前者是經過歷代“講古佬”的想像及《三國演義》的藝術加工而虛構而成。對於“關公”的“真實”與“虛構”，書中特別以圖表作分析，細看這個圖表後，將會對“真實”的關羽有重新的認識。

對關羽的藝術化過程其實亦與其被“神化”的過程有着密切的聯繫，當中不少章節是對關羽變為“關公”的神化過程及其信俗作詳細剖析，關羽身後最初被視為厲鬼受局部地域民眾祀奉，後因其忠義仁勇，自宋朝開始受官方重視，其封號由“公”、“王”到清廷正式封“帝”，並列入儒家系統，這位護國戰神的“神化”過程反映了歷代國家的興衰轉變。在國土龐大、人口眾多的中國，關公是同時受不同民族、宗教和階層崇祀的神明，既是勇猛的守護神、斬妖除魔的忠義之士，亦是文質彬彬的儒者，切合社會各階層的不同需要。在民間信俗中，關公保平安、昌文運、守公義、添財德、求團結，由於能保佑各行各業，其信俗也隨華人傳播到世界各地。

讀畢全書，回顧了關公信俗的發展，理解其中包含的濃厚人文精神，而其“忠、義、仁、勇”亦成為華人社會的普遍價值與建設社會的共同標準。

《已經不是一個人》是高木直子的第一本以“兩個人為主題”開頭的繪本，也是她的第27本作品。在那之前，她以“單身主題”系列繪本作品而享譽亞洲各國。

儘管以繪本漫畫的形式出現，高木直子的作品實際上秉承了日本“私小說”的傳統，沒有宏大深刻的敘事，內容創作取材於作者個人的日常生活體驗，卻往往直擊人心。她筆下的那些生活細節、獨居生活的種種故事，乍看之下似乎再尋常不過，卻能引起有着相同經歷的人會心一笑。她用畫筆記錄自己的人生，讓讀者從中找到共鳴。

在最為暢銷的“單身主題”系列中，她坦誠地將一個人住時的喜怒哀樂、煩惱憂愁、悲傷寂寞一一畫出在讀者面前：剛開始一個人住時，會感歎“下功夫做了一些很複雜很講究的菜，但不知道為何，吃完之後竟覺得有些落寞。下功夫花心思做菜，沒人欣賞也沒人誇獎……”；父母前來東京探望她時，因為自己住的地方太小而不得不讓父母住在廚房的水槽旁邊，深感內疚……

但如若只一味講述故事，她的作品並不能吸引到如此龐大的讀者群。高木直子本人的真實、溫暖、堅韌、樂觀，以及她筆下作品的幽默風趣，才是最為引人入勝之處。在成名作《150cmLife》中，她會自我調侃道，“和別人講話時得抬起脖子，衣服的袖子太長、拿高處的東西時得踮腳尖，走路時常常不自覺地加快腳步等。雖不喜歡因個子矮小所帶來的諸多不便，但若有人因我個子矮小而對我特別好的話，我也就會覺得其實個子小也不錯嘛。”她的編輯認為，“高木的幽默特質，讓許多人有了解壓出口，身為普通人的我們不僅被同理，同時也喚醒我們最單純的嚮往。”

“單身主題”系列的最後一本《一個人住第幾年？》，在後記中說着“我真的懷疑到底還要一個人住多久呢？”結果下一本作品，就在她40歲那年，開始了“兩個人”的故事。打開新書，看她用一如既往的用畫筆，記錄下與愛人如何認識、交往，如何努力去配合對方過兩個人的日子，但也鬧出了不少“直子式”的趣事時，作為讀者當下還是真心地替她開心。

有些作家一直只寫別人的故事，有些作家一直只寫自己的故事。高木直子自述被編輯誤打誤撞在網上看到了繪本日記，才開啟之後的創作道路，但一直以來勤勤懇懇的以平均每年出版二到三本書的速度進行創作。她將生活中的艱辛平凡之事，用繪本演繹的溫馨、陽光，那種對於生活的樂觀和熱愛，是如此的真實自然，又令人倍感鼓舞。或許所有宏大敘事，都將面臨瓦解，但那些被敏銳捕捉、珍貴記錄、落筆成畫的關於生活的細枝末節，才終將超越時空、文字、語言，在多年之後吉光片羽，熠熠生輝，與不同世代的讀者相遇，碰撞並產生共鳴。

近年，在澳門文學界的活動軌跡中，陸奧雷這個名字被越來越多人所認識。然而，因大眾對澳門文學的關注還停留在皮毛階段，作品的討論始終不多，作家陸奧雷見其人不見其作品，這現象是很有代表性的。

陸奧雷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幸福來電》，便是去年底推出的第四批“澳門文學叢書”其中一本，該書精選了作者自澳門回歸以來發表過的短篇小說，短則6、700字，長則約二萬字。這些或長或短的小說，有相同的舞台：澳門；有類似的“文青”調性：簡約、悠閒、寫意，一切都好像慢吞吞的，讀來特別像澳門。內地評論家韓貴東說：“澳門成為了陸奧雷個體敘事創作中的故鄉根基，承載了《幸福來電》中所有的美好。”我認為陸奧雷或《幸福來電》書中的人物，準確來說更切合了外來者對澳門乃至澳門人的美好暢想。

比如＜逐夢者的天空＞是年輕人向長者和城市建設者的致敬——低調、溫暖、感人；同名作＜幸福來電＞、＜片段．遇見＞、＜相親＞、＜為舊情人祝福＞，故事中人在看似沒有宏大志向的同時，透過適應生活的改變，善待他人的良好態度，每次都因此交上“狗屎運”，為故事帶來出人意表的結局。看似對一切滿不在乎的這個“澳門人”，讀他的小說卻讓人充滿能量，在他隱而不宣的話語中，從他反覆描述的詩意氣氛中，每一個故事就好像一次對澳門何以能在短短20年間高速發展的非官方解說：“低調做人，認真做事，隨遇而安，與人為善。”這種性格，自然不是澳門人獨有，卻特別有代表性。

天津作家任芙康在談澳門時就曾經寫到：“澳門奇特，迥異於別處的，恰是澳門人的面相。無與倫比的平和與禮數，就在內地不少民風淳樸的小鎮，也是難得一見了。澳門人輕柔的話語，平視的眉眼，甚至帶點軟弱的氣質，更讓人接受與喜歡。”這恰巧就是我讀陸奧雷小說的真實感受。我們都在期望着身邊的人，就像陸奧雷筆下的人物，那麼重情重義，那麼溫暖和善良。

當然，這樣的“暖男”也不是沒有脾氣的。如果有一直關注澳門新聞的人，絕對能從他的故事中，找到很多回應社會問題的“線索”，可以呼應出某個特定年份發生的特定事件。很多故事以愛情為隱喻，實際卻是記錄澳門回歸以來澳門人歷經的各種社會大事，反映了他們在此期間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上的改變。

澳門作家梯亞在評論陸奧雷作品時說：“無論是狄更斯還是艾略特筆下的倫敦，又抑或波德萊爾的巴黎、卡夫卡的布拉格，都充斥着反感、厭惡、失落的負面情緒，而陸奧雷書寫的澳門，卻多了一份當仁不讓的愛”，這大概就是《幸福來電》最好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