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锦瑟》中写下千古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用以表达对往昔情感的追忆与怅惘。到了当代女作家水月笔下，“此情”褪去了诗人笔下的惘然与苍凉，更多了一份笃定的温度。

翻开水月的散文集《此情可待》，开篇是一篇名为〈水月恐惧症〉的序。这个序写得很有意思：究竟是谁，会对一名女作家患有恐惧症？看完才知晓答案——是水月的女儿。水月的女儿为妈妈的新书写序，短短数百字，却足以透露出女作家与女儿之间无法割捨的血脉之情。

本书名为《此情可待》，拆解开来便是“此情”与“可待”。在书中，水月更多书写的是“情”——亲情、友情、爱情，汇聚在一起，便成了澳门街头最动人的烟火。因此，这本书也是水月写给澳门、也写给自己的生命之书。

水月在本书中写：“无事不妨常相见，因为不知哪一次见面，将成永诀。”她写她的小侄子，在雨中的模样酷似爸爸，甚至连“说话的语调、表情、一些小动作，都如出一辙”。然而，这位爸爸——也就是水月的弟弟——在小侄子四岁那年就离世了。小侄子不可能耳濡目染、模仿出爸爸的言行。

失去至亲固然是人间最惨痛之事。但当这一切经由水月的笔写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只是一抹淡淡的人生斜影。只有穿越到那片斜影中去，方能窥见作者对已逝亲人的深深眷恋。

人生中所有撕心裂肺的事情，都将化为江边斜影。那段血浓于水的亲情，随之渐渐沉入水底：并非遗忘，也不会遗忘。想念的时候，会反覆打捞，永不消逝。

所以水月才会在《此情可待》中写下：“人到中年后，即使看淡生离，仍难捨死别。”她难捨亲情，不忍天人相隔，却又无可奈何。可叹人生如此不圆满：从相聚到离开，如高空之月，阴晴圆缺，自有定数。我们生而为人，许多事终究左右不得。只能做那个“打捞人”，在月光皎皎的江水边，独自将一份思亲之情打捞起来，放在心头，捂热些许，再放回去。

难怪水月要“贪一点幸福”，通透如她，一早便已洞悉：“人生不圆满，幸福兜兜转转。”纵使在这样一个不圆满的人世间，也还是要拼尽全力地去爱，爱人爱己。这便是本书的第二个课题——如何爱己。

作为一名女性，水月也遇到过千千万万女性所遇到的问题，她用文字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本书第二卷标题是：“不服气是可以哭的”。水月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女子可以温柔，可以允许自己哭，“但绝不能软弱”。水月以一名女性写作者的身份，告诉大家：“在任何时候，爱自己是必然的；而懂得爱自己，却是人生中需要歷练方可毕业的事情。”读完她的这本书，我顿觉人生还有许多需要磨练的地方；毕竟，爱自己，是伴随一生的永恆课题。

以小见大，是散文写作中常用的一种技巧，指通过刻划细微的日常事物发掘内心真实感受，揭示深刻内涵。《此情可待》这本书，正是将这种技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整本书中，水月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题材，而是把笔调放在凡尘俗事中，放在日常烟火的微光中，宛如叙说家常一般，向读者娓娓道来。

“贪一点幸福”的水月，用她那温柔而坚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间至情，不在远方，就在身边，在日復一日的寻常生活里。而与她的文字相遇，亦是一场幸会——此情可待，此书可待。

《冒险の书：窗林澳门》带来的阅读体验，与前阵子引发热议的日本推理小说《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部作品是“唯有纸本书得以实现”，让读者必须亲手翻阅纸本，才能与主角同步破解文字间的透明谜底；而这本书，则是“唯有走出街外才得以实现”，以“走出街外”作为完成故事的关键途径，让阅读成为一种的空间实践。

它邀请读者带着书页中的线索，去城市里展开冒险。你既可以独自走在四条精心策划的漫游路线上，也可以展开一次温馨的亲子旅行。当我们在慢行中失去对目的地的执念，就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资讯，而是开始主动地倾听、看见与感受。这趟旅程不只在不知不觉间消耗多余的卡路里，更让日常麻木的感官重新变得敏锐。比起“抵达”某个地方，更奇妙的是在漫游里真正“看见”眼前的社区。

当我们出外旅游或抵达陌生城市时，往往依赖地图导航，甚至把感知交给自动驾驶；然而《冒险の书：窗林澳门》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读者不再只是灵魂抽离的旁观者，而是拥有了叙事的主导权。最终的故事，是由读者与创作者共同完成。

这个计划由日本艺术团体 orangcosong推出，由两位核心成员共同构成：藤原力负责概念与文本编排；住吉山实里则承担空间感与身体感官设计。他们擅长把“剧场”从密闭建筑中释放，延展至真实的城市结构里。这一项目创立的原意，就是想打破都市人对生存空间的感知麻木，解放剧场的边界。

《冒险の书：窗林澳门》于2022年3月出版，后来本地策划人邝华欢在2025年Fringe策划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和这本书有关。虽然我当时错过了澳门城市艺穗节的演出，但我相信，好的艺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

经歷多年的城市漫游实践，作者的创作已从单一城市漫游，延伸至跨国界的流动叙事，并逐步建构出更完整的感官生态系统。其足迹涵盖东京、横滨，也延伸到杜塞道夫、安特卫普、曼谷、香港与台北。下次当你前往这些城市旅行，不妨把搜寻景点评分或旅游懒人包的时间留给自己，让这系列的冒险之书成为更深度的精神陪伴。它让读者与作家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并在最终延伸成我们与城市街巷的偶遇和连结。你会惊觉，这有机会成为你与自己最坦诚的一场静观。

身为电影人，我习惯在镜头后凝视情感。也因此，当我在拍摄澳门电影《幸运阁》时，总着迷于挖掘主流叙事之外的“深层记忆”。那些已经消逝的日常，其实并未真正离开，它们是化作线索，让我们得以重新触摸，并给予观众和读者一份带着温度的陪伴。我希望艺术作品能像洞悉你一切狼狈的朋友，默默拍拍你的肩膀，让你的疲惫状态被看见，从而找回安全的舒适感。

当现实的喧嚣退去，在跟随文字在社区里漫步时，最后也只剩下你和自己的呼吸。你不再是被城市餵养日常的被动者，而是像个重新学步的孩子，主动去听、去触摸，去让好奇心再次回到孩童时期。

原来，不论是漆黑电影院里亮起的那束光，还是街角为我们指引的隐秘之窗，都在试图把那些消逝的人与时空重新召唤回来。当我们被疗癒之后，就可以更自在地重新出发。这本书，真心推介给喜欢 “City Walk”的你，以及每一个渴望“以冒险之名，与自己久别重逢”的朋友。

当我们今天观看英国画家钱纳利所绘的19世纪澳门风景时，很难想像，这座平静而优雅的小城正处怎样的风暴之中。鸦片战争在1840年爆发，随后《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凝重的一页，而鲜少有人知道，这段歷史的发生竟与澳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

在英国人正式取得当时几乎荒芜的香港岛管辖权之前，中英双方已相互接触二百余年。这段歷程中，澳门——作为欧洲国家在远东的驻留据点，也是大清帝国少有的对外开放窗口——成为中英之间的重要中间地带。高志（Austin Coates）在《澳门与英国人——香港的前奏》一书中，详细这段风雨飘摇的两百年间，英国人如何由常规贸易逐步走上殖民香港之路，而当局又如何在双方之间巧妙周旋。

故事从1637年夏天的英国约翰・威德尔船长首次来访澳门开始讲述。英国人初次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便因沟通障碍而屡生矛盾，最终引发武力冲突。从那时起，双方在思维上的错位便已逐渐显现。其后的章节里，高志以一个个故事线索，串联起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港脚商人的兴起及其缘由、夹处缝隙中的政府、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张力、耶稣会与欧洲传教士对开埠的影响、以及清朝皇帝与官员对海上贸易的管制方式……直到《南京条约》签订，香港终于沦为殖民地。书中人物众多，各自轮廓鲜明，跃然纸上。

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着作，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以近乎小説的笔触叙述诸多人物与故事。两百余年的歷史，于是不再仅是几个年份与事件，而宛如大树根系般，清晰呈现出人物命运与利益纠葛的交织。

作家高志于1922年出生于伦敦。40岁之前，他在英国所属的亚洲殖民政府及民事机构任职；曾于1949至1956年担任政府助理辅政司与新界理民官。多年在亚洲的公务员经歷，使他能以一种“局内人”的眼光观察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他既是参与者，也同时是观察者。40岁之后，他辞职专心写作，出版了大量与港澳相关的着作。《澳门与英国人——香港的前奏》便是其中一本。

在众多故事所折射出的线索中，高志尤其强调中西世界观与国际秩序观的根本差异。他认为，正是这种深层认知上的错位，使许多原本或可协商的矛盾，逐渐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冲突。正如书中第一章结尾所写：“……中国人感到十分困惑。另一方面……西方人对此感到同样困惑。而这些困惑所指向的，是存在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理解认知断层。如果想要建立有序的国际关系，就必须消除这种思想上的断层。”

两百年前的冲突，表面上是贸易、战争与殖民的结果，更深处，则是不同文明彼此凝视、却难以真正理解的困境。时至今天，全球化早已深入，但文化之间的误读与想像仍未消失。也因此，这本书所提供的，绝不仅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港澳前史，它更像是一个重新思考文明如何相遇、如何误解、如何共处的契机。

澳门曾经扮演两种文明之间的缓冲区，多元文化也在此地交融共生。当世界再度面临文明隔阂与地缘紧张之际，这座小城是否仍能凭藉其独特的歷史经验，成为不同文化彼此理解的桥樑？或许，正是高志笔下那段歷史留给今天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医医国——孙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门》一书自出版至今，已走过十个年头。十年光阴流转，书中对孙中山与澳门深厚缘分的解读、以及对其由 “医人到医国”心路歷程的梳理，仍然堪称重要读本。全书以珍贵史料，串联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活动，以及家人定居的相关往事，使读者得以透过这座小城，辨识一代伟人蜕变的轨迹。

书名取自《国语・晋语》所载“上医医国”的理念，点明孙中山人生的核心转变。高明的医者不仅能治疗躯体的病痛，更洞察国家层面的弊病。这正是孙中山的写照。澳门作为他从乡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是行医积累阅歷的舞台，更是萌生救国之志的起点。全书在时间与人生阶段两条维度上展开：从初到澳门悬壶济世、接触新知、结识志士、传播革命理念，到以澳门作为海外基地筹划革命、躲避追缉，最后落笔于家人长居澳门的往事。作者运用报章广告、借据、信函、旧照片等一手史料，让读者能清晰理解，孙中山如何由一名西医成长为革命领袖，而这一切过程与澳门的关系，亦始终密不可分。

对孙中山而言，澳门不只是故土之外最温暖的港湾，更是革命路上最坚实的后盾。1892年，孙中山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受镜湖医院之邀出任医师，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并开设中西药局与“孙医馆”。在澳门行医的数年间，孙中山凭藉精湛医术救助无数民众，同时也真切目睹晚清社会的腐朽与民间疾苦。数载行医使他逐渐明白，单靠医治个人病痛，难以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处境，救国救民，远比行医救人更为迫切。澳门由此成为他理想转型的沃土。

在风云动盪的革命岁月里，澳门同样成为孙中山的避难之所与策源基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身陷清廷通缉，危急之际潜返澳门，依靠飞南第等友人协助隐藏行踪，随后乔装辗转香港、再远赴日本，正式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此后数十年间，他亦数度往来澳门，与这座城维繫着不可割捨的连结。

除直接助力革命活动，澳门还承担起守护孙中山家人的重责。1913年，为躲避袁世凯势力的迫害，孙中山安排髮妻卢慕贞等家人迁居澳门，从此孙氏家眷便在此定居。这份来自澳门的守护，默默支撑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行。另一方面，孙中山亦以自己的行迹与信念，为澳门留下深厚的歷史底蕴与精神财富。他在澳门的行医旧址、革命足迹、生活居所等，均成为珍贵史蹟，彰体澳门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紧密关联。于澳门的发展进程中，孙中山的故事与精神早已融入城市文化，成为连接澳门与内地情感、歷史与文化的重要纽带。

歷经十载岁月考验，这本书依旧值得反覆细读。它跳出单一的人物传记的叙事框架，以澳门为独特视角，将人物命运、地方歷史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凭藉扎实史料、流畅文笔与清晰脉络，还原一段曾被尘封的往事。尤其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重读，更能深入理解这位革命先驱与澳门之间不解的情缘，并体悟“上医医国”背后的家国情怀。此书既是对歷史的回望，也是对精神的传承，让百年前的理想与信念跨越时空，持续启迪后人，亦让孙中山与澳门这段珍贵的歷史佳话得以在时间里长久流传。

澳门面积虽小，但在歷史的进程中往往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澳门人口虽少，但只要怀有胸怀天下的志向、具备爱国爱民的心意，澳门青年同样能成就如孙中山般顶天立地的精神气象。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南京政府对井冈山、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与军事围剿。国内外舆论对“红色中国”是否存在、又以何种面貌存在，充满疑惑，而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宣传包围，也急需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于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7月抵达陕北，用4个月的实地走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青少版在原着纪实框架上进行改编，整体内容更偏重人物与红色精神的故事化叙述，它改变了阅读的人口，把“读不动”变成“读得进”，让更多年轻读者能够走近那段真实而艰难的歷史。

斯诺的文字，像一把匕首，划开革命时期资讯封锁的黑暗，让世界得以看见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红星照耀中国》也像一把钥匙，为今日读者打开一扇通往歷史现场的大门。置身书中，我们彷彿成了聆听者，在窑洞里，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我们又彷彿成了见证者，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核心领袖与人民群众彼此相依，密切生活于同一片土地；我们还像参与者，与“红小鬼”一道站在黄土坡上，认真检查路条；我们同时也可能成为观众，红军大学的学生、剧社的看客。更重要的是，这些身份并非想像性的代入，而是来自书中一次次同甘共苦、并肩行军的具体呈现。

因此，我们在书里看见的不只是红军的优良作风，更能感受到他们在围剿绝境中的乐观与坚韧，以及对救国信仰的守望。那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是凭空得来，而是由一代人用行动与牺牲，一点一滴换回来。

斯诺用“公平、客观、无党派之见”的笔触，精准反击了南京政府的恶意诋毁。《红星照耀中国》採取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将自己从第三者的视角亲自看到、听到或读到的一手材料呈现出来。对于一位并非共产国际的同情者而言，斯诺所秉持的新闻理想与渴求真相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他所描述的红色革命精神与制度安排，才更具说服力。这种严肃的歷史判断，对当时中国红色革命的宣传具有显着的积极意义。

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斯诺以群像视角呈现革命领袖、普通红军战士与苏区百姓之间的同等份量。他不仅记录大量毛泽东的口述身世，也以多层次的客观方式加以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书写了一个投身革命的知识份子典型，并赋予人物平凡性，让平凡人在革命中的伟大与闪光得以被看见。至于其他“红小鬼”等普通群众，斯诺同样採用质朴而带有温度的书写，避免流水账式的堆叠与脸谱化的中庸，使文本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徵，它把红色精神从宏大的口号里，提炼到日常生活之中。斯诺在描写钢铁意志时保留温柔和雅致；在描写革命信念时展现质朴和幽默；在刻画团结友爱的温情时，也同时强调制度的严谨。信仰的力量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是在生活的细节里；英雄的史诗不只来自战场上的冲锋，更蕴含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之中。正因如此，红星之光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让红色精神成为可以理解、可以感受、也可以转化为“革命初心”内涵的思想资源，使读者容易把今天的“小我”放进集体与国家的“大我”之中。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完整保留原着“以事实破偏见、以细节见信仰”的核心旨趣。它以通俗简洁的叙事，清晰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以星火聚燎原，带领人民冲破黑暗、探寻救国前路的真实故事。也正因这份可读性，让青少年更容易读懂百年前红色信仰的力量，以及盛世来路的艰辛与重量。

阅读，是一生的修行。好书似莲，可以唤醒内心的纯真。

在澳门求学的日子里，我常穿梭在中西交融的老城街巷，总能与意想不到的惊喜擦身而过。九岁的高结与八岁的高至型合着的《小孩子心中的幸福》，就是一本满含纯真和童趣的作品。它让我看见了这座小城独有的创意与爱，也引领我重新思考人类对于幸福的追问。

古今中外的智者都曾探寻过幸福的真谛：《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盛景，将幸福寄託于万民安居乐业；老子言“知足不辱”，把幸福归于内心从容，孔子言“仁者乐山”，幸福藏于世间的和谐共生。再看西方千年的探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格完善的结果，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直言幸福可以透过学习拾得，布鲁克斯的《第二座山》则将真正的幸福，归结为从“为自己”到“为他人”的跨越。

而这本《小孩子心中的幸福》，正像是孩子对智者们宏大命题最纯真的回应。他们的答案里带着孩童般的质朴，让我想起古人採莲。《江南》中唱道：“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寥寥数语，便道尽了採莲人的单纯快乐。联想至此，不觉生出“读好书如莲出水，照见本真”的感悟。这对澳门姐弟对于幸福的追问，是否也唤醒了大人们心中久违的澄澈？

关于小城的幸福，澳门跨领域学者高胜文博士曾在《逆着光・亦同行》一书中写道：“澳门是一个最有温度、最有情怀的城市。”或许，这座小城温情与包容的人文底色，才孕育出《小孩子心中的幸福》这片最温润的沃土。

在父亲高胜文博士的鼓励下，高结与高至型走出了书本。他们採访清洁工人、警员、巴士司机、厨师、教师、消防员，採集出各行各业朴实的幸福模样。正如这本书中所言：“每个人心中的幸福虽然都不一样，但其实幸福很简单，幸福就在身边，而且随处可见，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书用线条手绘，一方面记录幸福的定义，另一方面记录孩童与成人真实的对话。在一字一画间，令人由衷赞嘆小城人质朴真诚的生活态度。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歷，我并非澳门本土人，我生在中原，久居珠海，如今学于澳门。正因这份特殊的生命轨迹，我更能深刻体会到澳门独特文化气质，它既有中华文化的厚重，又有开放包容的活力。正如不少曾将澳门视作他乡的作家与艺术家，如贾梅士、吴歷、庇山耶等，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写下兼具乡愁与温情的文字。

细细想来，读书阅世，幸福往往藏于平凡的日常。高结姐弟用纯粹的童真探索幸福的本真，书中没有高深的道理或空洞的说教，只有真切动人的微小片刻：清洁工人守护小城的踏实、陌生人不求回报的善意、家人简单的陪伴……这些孩童眼中简单纯粹的美好，恰恰是成年人在忙碌喧嚣的生活里，久违的感动。

澳门是一方富有文化底蕴的土地，滋养着生活和旅居于此的人，也藉此孕育出温暖真诚的文字，创作出糅合文化创意的作品。闻名小城居民皆爱莲，莲的澄澈纯真，亦如抚动人心的好书，能洗去繁杂、守住初心。于我们而言，在一座充满爱的小城里，读一本如莲般纯净的书，读懂小城烟火里朴素的幸福，感悟日常的温情，这不正是阅读修行路上，最珍贵也最动人的收穫吗？

“叉烧包，好靓叉烧包呀……”耳边彷彿传来阵阵呼喊声，眼前随即冒出一抹打开蒸笼时的白烟。只见蒸笼里三个叉烧包已裂开了口，像三个可爱的小粉团，正等着馋嘴的我前来品尝。

阅读《去茶楼》这本以传统茶楼为题材的绘本，思绪很容易飘远，联想到儿时上茶楼的种种轶事。记得小时候，我曾住在澳门白鸽巢公园附近，总要等到爸爸的发薪日，全家才有机会上一次茶楼。那时看到的各式点心、茶具，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是的，像我这样一个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读者，翻开这本澳门歷史文化绘本，儿时的美好回忆都被一一勾了起来。

那么，对于现今的小读者，绘本《去茶楼》又是如何吸引他们，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感悟书中旧式茶楼的老澳门情怀呢？我觉得作者望风很懂得孩子好奇、爱探索的心理。故事中安排了祖孙三代（爷爷、爸爸和小孙子）一起上茶楼，爸爸为了激发儿子的求知慾，便故意“扮懵”问儿子熙仔：究竟旧式茶楼和现代酒楼有哪些不同？看到这里，聪明的读者自然会将自己代入其中，与主角一同在茶楼的经验中，享受寻找不同的乐趣。而且，一边寻找，还能一边认识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礼仪和知识，体会背后蕴藏的文化传承与浓厚人情味。这无疑是一本非常适合带着上茶楼的亲子好书。当小朋友跟着家人来到社区地道的传统茶楼时，可以模仿主角熙仔现场观察，多加认识眼前的本土饮茶文化，看看装饰佈置、茶具、点心种类有何不同，并探究背后的故事，如此便能做到活学活用。对于学校老师而言，在校内佈置中华传统文化活动时，也可以利用书中内容安排延伸活动。例如，将传统茶盅、旧式茶碗、蒸笼等趣味茶具展示给学生细心观察，引导他们表述这些传统器具与现代茶具之不同；或者设计快问快答游戏，让孩子用自己的语言轻松叙述观察所得。这有助于确保孩子们能从体验中，真正理解阅读的内容。

针对高年级的小学生，老师亦可以鼓励他们进行专题研习。在六、七十年代，茶楼曾是广东一带名流、商人、文人及粤剧名伶交往聚会的重要场所。广东人饮茶不只是为了解渴或填肚子，更是一种休闲与社交互动的生活方式。而后来出现的酒家则更有排场，不仅夜间宴客，甚至还有歌唱娱乐。这些演变是如何发生的？学生透过研习，必能对中华传统“以茶会友”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至于亲子或师生互动，则可安排小组合作制作点心的活动，或藉着图书情节了解茶楼内的各种行业用语，并尝试以互动形式来讲故事。过程中可以引导孩子思考，例如：“为甚么别人为你奉茶时，你要用手指敲击桌面回应？”通过演绎与学习“扣手礼”等品茶知识，大家角色扮演、即场学、即场做、即场玩，定能获得一份十分特别的文化体验。

此书属于“澳门歷史文化儿童绘本”系列，一套共三册，另外两本为《斗鸡》和《寻找大将军》。《斗鸡》巧妙地描述了澳门葡国人餐厅与本地人餐厅，两家人为了秘制葡国鸡相互角力的故事，引人入胜；而《寻找大将军》则将许多澳门传统小食拟人化为可爱的美食军团，踏上寻找最独特乡土美食的旅程。这是一套能让人深入认识澳门传统美食文化的绘本，非常值得大人和小读者一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