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二零一六年初春，香港接連有學生自殺，這股自殺浪潮甚至令社會與媒體皆擔心模仿效應，而令學生自殺報導轉趨低調。但只要細心留意，便會發現這股自殺潮其實從未停止。

正當許多成年人不斷緬懷童年時代的純真歲月、少年時期的無憂無慮，同一時間，當下部份學生卻像活在平行時空，只想儘快結束自身面對的一切，活著，他們不想看見明天的太陽。到底是甚麼原因，沉重得如此年輕就失去了對世界的眷戀和好奇？與他們日常生活的關係最密切的教育體制，又增減了他們多少失望？

正值一六年的春天，林茵開始撰寫《教育不止一條路》，她花了兩年時間採訪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校長、師生、舊生等，再用一年時間寫完這本十四萬字的磚頭厚書，通過紀錄這學校的十年教育實驗，嘗試探討香港教育制度到底出了甚麼問題，教育的真正意義何在？而在「精英主義」、「贏在起跑線」的主流教育迷思以外，香港的師生可有另一條教育出路？

書中不少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如藝術高材生Apple因為會考成績不夠分原校升讀中學，一放榜便要到其他學校四處面試，希望儘快獲得預科學位，繼續學習。可是很多學校沒有開辦她成績優異的視覺藝術科，以及她會考修讀的英國文學科，面試時，老師便不斷質疑她怎會有能力應付預科課程？每場面試，她只感到被眼前的老師不斷踩低。

原來，學校課程不夠多元化，罪名會回到學生身上；而一個學生僅僅因為成績不夠好，老師就可以踐踏她的自尊。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故事，是創校半年後的第一次校規高峰會，討論學生應否在書檯塗鴉。學校原本是不准學生在書檯塗鴉的，可是開學半年，已有不少書檯留下了同學的傑作，其中一些書檯還畫得很漂亮，令老師很想保留下來，而到底書檯是否可以成為藝術學校的學生的創作媒介呢？於是老師與全校學生共同討論。原本，老師以為高峰會會集中討論塗鴉藝術及藝術美醜，結果學生表達意見時，更關心的卻是書檯塗鴉可會影響其他同學？例如說「自己張檯」就可以塗鸦，那麼學生真是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張檯嗎？甚麼是公物？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群體生活的矛盾？而即使最終投票使學生以後可以随意畫書檯，但多數服從少數的投票機制背後，「少數」同學要怎樣面對這個他們並不同意的決定？「多數」同學需要顧及「少數」同學的感受嗎？

一場校規討論會，原來是一堂民主課。

書中還有很多教育實驗的故事，但令我更難忘的其實是師生面對實驗裏的種種困難，甚至實驗最終失敗時，個人如何自處及反思？

所謂「實驗」，不按常理出牌，本來的成敗機率就是一半半，但願我們的社會可以更溫柔對待所謂失敗的事，失敗的人。「失敗」的意思也不過是：機會來了，你可以改用另一方式走路，或改走另外一條路。

如果教育不止一條路，也許就會少一些學生在前路不通時，走上絕路。

我喜歡讀大作家的小書。分明知道作家可以寫出厚厚的巨著，但偏偏先從他的短篇開始，希望由淺入深，從比較容易的方向入手，然後按部就班閱讀更多作品。

眾所周知，托爾斯泰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他寫過《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部部經典，精彩到極點。然而，在開始進入這個龐大的小說世界之前，我是由一本只有幾萬字的小書認識托爾斯泰的，這是他晚年的作品，名叫《伊凡˙伊里奇之死》。

在小說中，托爾斯泰以精準的筆觸，描述一段尋常不過的故事：一生勤奮上進的法官伊凡˙伊里奇因患重病，快將要死了。對，就是這麼簡單，一名法官快要死了，那又怎麼樣呢？你可能會想，這個世界上每天都有那麼多人要死，一名法官的死，又有什麼大不了呢？其實托爾斯泰在1886年已經猜想到大家的反應，而且還寫進作品中，伊凡˙伊里奇是一名閱歷甚深的法官，他判案無數，擁有令人羨慕的身份地位，又有美滿幸福的家庭，一生都沒有偏離主流社會對於成功人士的期望，但當他發現自己有病，快將要死時，他不免就要思考自己的一生究竟過得有沒有意義？在生與死的邊緣徘徊之際，他不停的追問：每日有這麼多人要死，上帝為何偏偏選中我？

托爾斯泰透過男主角回首往事，刺激讀者不斷思索怎樣過這一生才沒有遺憾?如果快將要死亡，我們會如何面對，怎樣總結自己的人生？而除了伊凡˙伊里奇內心的劇烈鬥爭，托爾斯泰還書寫這名大法官的家人、朋友、同事在他死後如何應對失去了他這件事，很平和也很殘忍的寫出到了最後，家人想到的是遺產，朋友想到的是誰會取代他的社會地位，同事則比較關心大法官的職位會花落誰家。如此冷靜的描述，卻又那麼真實，更能引導讀者思考，當上這樣的“人生勝利組”，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伊凡˙伊里奇跟隨大眾的意願活了幾十年，到底算是美滿的人生，還是陷入一場自導自演的謊言？

小說篇幅極短，但無礙其偉大，托爾斯泰以嚴謹的佈局，淺白的語言，寫出直面死亡、檢討人生的精巧故事。細讀此書，即如在別人的人生中遊走了一回，領悟生活的意義，體會臨終的無助與孤獨，在哀嘆命運無常之餘，更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節奏，為不可知的未來做好準備。我特別喜歡書中描寫主角開始生病只能在病床上等死的情節，盡顯作者觀察入微，精準刻劃臨終人士的行為舉止與思想狀態。

大作家的小書總是好看，如果讀完這本意猶未盡，誠意推薦大家閱讀另一位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篇幅與《伊凡˙伊里奇之死》差不多，以另一種方式探討大致相同的問題，好看程度不相伯仲呢！

古印度經常以一輛行走的馬車來比喻一個人的狀態，馬車代表人的“身體”；拉車的馬代表“心”；車夫代表“靈”。當馬車壞了，拉車的馬在發狂，或車夫喝得爛醉時，怎麼辦？瑜伽就是修好馬車、安撫馬兒，同時喚醒車夫的妙法。瑜伽經歷逾萬年，歷久不衰，更被現今社會捧為健康潮流。筆者相信原因不在於“古老當時興”這碼事，而是我們需要它。實際上，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瑜伽，而不是做到不同難度的瑜伽動作或拍下一張張唯美的騙讚照。

筆者習練瑜伽多年，看過不少瑜伽書籍。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印度比哈瑜伽學校功法大全：體位法、養氣法、身印、鎖印》（Asana Pranayama Mudra Bandha）一書。這是出家瑜伽士薩特南達・薩拉斯瓦提(Swami Satyananda Saraswati)在其創辦的比哈瑜伽學校內，培訓瑜伽導師的精華內容。出版後熱銷近半個世紀，至今已翻譯成多國語言，更成為很多瑜伽導師培訓中心的經典教材。它較瑜伽聖經《瑜伽之光》簡單“貼地”一些，對於一知半解的瑜伽新手來說，內容淺顯易懂；而對於長期習練者和專業瑜伽導師來說，此書也是一本滿載“乾貨”、值得收藏翻看的身心靈書籍。

瑜伽體式為人們對瑜伽最熟識的印象。不少體式被賦予一個可愛的名字，如猴式、獅子式、兔子式等等，這是古代智者觀察動物怎樣適應外在環境，以及使自己的身體保持良好狀態的行為動作，經過模仿、實驗、累積，整理出一系列有效維持人類身體健康的瑜伽體式。與時下一些注重“動作”達致減肥塑形效果、商業成分高的瑜伽書籍相比，此書強調“體位法”並非運動，而是一種讓身體採取特定動作，以開發覺知、放鬆、專注力和靜坐的鍛鍊功法。它與運動一樣能增進身體健康，但對身體功能的影響則不盡相同。

體式僅是瑜伽的一部分而已。此書除了列出初級、中級、進階體位法所有體式的動作細節、呼吸方法、停留時間、身體上和靈性上的覺知、練習順序、禁忌狀況、功效和注意事項以外，還有序地講解瑜伽的歷史和內涵，當中的養氣法、身印與手印、鎖印、淨化法，以及瑜伽心理和生理學皆有獨立章節詳細介紹，逐步帶領讀者認識瑜伽的奧妙。要注意的是，雖然書中介紹多種可去除身體毒素的淨化法，但部分對於城市人來說難度較大或不合時宜，應理性選擇。

在這個不平靜的世界裡，我們的身心靈需要一個好歸宿。Namaste！

《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是台灣影像學者郭力昕的第四本書，距離他第一本攝影專著《書寫攝影》，迄今正好二十年。讀者幾乎可以認定，閱讀郭力昕的攝影評論，猶如對台灣攝影做了一次凝縮式回顧。從他反覆對「攝影」、「紀錄」提出意義性詰問，亦可窺知作者對於攝影如何建構意義、攝影如何製造歷史充滿高度興趣與迫切感。

郭力昕長時期致力觀察「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在台灣的時代演繹，他在本書各個篇章對紀實／寫實／真實給出多層次的切入視角，一邊援引西方學者如Susan Sontag、John Tagg、John Berger、Michel Foucault、Walter Benjamin等人的論述理路，也在分析台灣影像案例的同時與西方觀點回應對話。他舉八０年代盛行的「人道主義式」攝影為例，包括極具指標性的《人間》雜誌、王信的《蘭嶼．再見》、關曉榮的《尊嚴與屈辱》，藉此探討攝影的實證意義與歷史真相。拍攝者主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往往大幅左右一張照片如何被看見，以及其所能陳述的話語事實。他視此為人道主義紀實攝影的特殊徵狀，攝影者某種程度把中性的影像，轉變為「生產一種引起集體情緒的感性效果」[1]。且此種意外（或刻意）形成的情感效果，照他的看法，是非常「台灣的」影像意義生產模式。

除了典型八０年代人道主義紀實風格，九０年代之後更顯弔詭的「新紀實」攝影，離作者所認知的客觀真實更趨遙遠。攝影家張乾琦以精神病院龍發堂為記錄主題的《鍊》（The Chain），可謂掀起另一波影像強勢介入話語生產的攝影現象。郭力昕以此類比美國攝影家Richard Avedon的攝影專題《在美西》（In the American West），及其所引發有關人類普遍共相的種種質疑和爭議，對於社會性紀實是否從影像產製衍生出「意義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meaning）[2]提出辯詰。

面對勢不可擋的攝影氾濫、影像爆量的全球浪潮，攝影愛好者義無反顧迎向一個影像真實越趨模糊脆弱的年代，郭力昕仍小心翼翼檢視「照片的意義」是否大於「現實的意義」；繼續嚴守他視覺文化觀察者的守備範圍，宛如歷史學般者地語重心長告誡讀者：日常攝影同樣具有政治與行動意義。每一張平凡無奇的照片，都在製造自身與他人、此地與他方的相對脈絡與邊界。亦即，攝影不再是書寫歷史的工具，攝影本身就是歷史。

[1] 郭力昕（2018），《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台北，影言社，頁47。

[2] 同註1，頁101。

繼《微喜重行》之後，黃碧雲最近完成她的“非虛構小說”《盧麒之死》。一九六六年，十八歲的盧麒在殖民時代的香港，捲入反對天星小輪頭等座位加價事件的浪潮，他因聲援絕食青年而帶領遊行，觸發連夜騷動、警方開槍，一千四百多人被捕。盧麒因煽動破壞公安罪名成立被判守行為，旋即再因為被指偷單車而入獄四個月，從獲自由後大半年，被發現懸吊在一個借宿單位的上格床上，氣絕身亡。

作為一位具法律工作經驗的小說家，黃碧雲未有採用因果、時序或者證供對質等邏輯拆解這宗殖民地懸案，卻反以盧麒之死為視點，用大量引述句，引用當時的報章就事件的法庭採訪報道、證言、天氣預報、廣告，以及案件調查報告書、死因檔案、死者遺書等，配以小說相關的人物繪畫及剪報，拼貼出殖民地香港進入“火紅年代”前，一幅更為廣闊的社會全景。

誠如作者所言，“青年開始的時候，互不相識。”面對審訊，反覆不定的被告盧麒在一次作供時，形容示威“根本沒有計劃，大家只是萍水相逢。”的確，成長於盧麒世代的青年，處境模糊、苦悶、鬱鬱不樂，他們並不因為一個人、一份意志而聚集成群，更多的不過是在“情慾爆發的一天”，在一連串情緒的累積的游離狀態下，極其偶然地將生命推向了另一個盡頭。

在只允許大事大非相互對立的現世裏，黃碧雲未有將小說僅僅局限於宏大的史詩式敘事格局，反而邀請讀者在重新審視歷史之前，不妨先凝視這群“豔情年代”烏合之眾的生存方式、嚐嚐那股即將爆發的青年鬱結、感受群眾之間的快樂。在經過少年學生、青年影迷、歡場女子、殖民地警官、政治新星、市議員等芸芸眾生的經驗置換及互相纏繞之後，小說在結尾呼應了今日的香港，依舊面對着同樣的命運。

一宗已被歷史定性為暴動的案件，在五十餘年後的今天，黃碧雲重新排列歷史情節，向讀者展示，即使已經被蓋棺定論，歷史依舊存在被動搖的可能性，那怕只是大時代前一次曇花一現的微小事件。

盧麒已死，如果讀者還記得，後殖民總帶着“邪氣”、“陰濕”，那麼在“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的殖民年代裏，對作者而言，更加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歷史與命運重疊交錯的羅網之中，再次呈現人的脆弱。

不能否認的是，黃碧雲仍堅持繼續在文學風格中尋求突破，更著重講求當中的直覺、即興、節奏、音律與神秘聲音等多元層次。相對讀《末日酒店》時遇到近乎泛濫式的逗號成文、引號從缺，讀者應該不會再訝異於她對符號運用的執著，相反，或許會更加專注文本在停頓、行進、來回往復的夾縫之間，偶爾浮現的停頓與無聲。

自從十年前讀過李展鵬的《旅程瞬間》之後，筆者不禁好奇，遊歷過、書寫過如此多的地方之後，他什麼時候會回頭寫澳門。就在今年，我終於看到其新作《隱形澳門》上架，把書帶回家後更發現，我身邊有幾名文化藝術界的朋友都不約而同人手一本。

作為一本社會文化評論，全書脈絡清楚，行文明晰易懂。作者在導論就交代了，書寫澳門在宏觀上的必要性以及驅使他下筆的機緣，隨後分四章述說歷史文化，揭示城內巨變，探討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本土創作，從外而內逐層剖析。到了最終章，作者會適時用註釋提醒說，有關某些點的細節的可參閱前文，這種首尾呼應，方便讀者對其論述有更完整的理解。而作者筆下的澳門，並非宣傳片呈現的刻板印象，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因此，《隱形澳門》對大眾讀者來說，基本上還是比較好讀，外地讀者看完對澳門會有另一番感悟，本地讀者看完，大概也會像筆者一樣，心裏五味雜陳。

然而，《隱形澳門》的閱讀空間並非僅此而已。從作者相當一部分註釋中可以發現，他很多時候都從一個更學術性的層面看這個城市——如果讀者覺得讀起來沒什麼負擔，那只是因為他寫得深入淺出。作者在第三章中提到一個事例，就是澳門人以空前群起保育世遺等舊建築，作為捍衛本土身份和反抗社會過分急速發展的方式，在這裏他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對於‘殖民’這種彷彿只會出現在歷史教科書的久遠往事，我們有沒有有認真梳理它在澳門究竟留下了什麼？”

上述問題的答案，作者其實用了至少兩個章節（第一章和第三章）去討論，而問題本身帶出的就是“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前殖民地的人民如何看待前宗主國，如何看待和回應其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對自身的影響，如何處理自己的身份認同；作者一直都強烈意識到這一點，到第四章更帶領讀者思考，澳門能否有力地實現自我書寫，能否憑其“混雜文化及矛盾身份”展現“文化上的抗爭活力”。

《隱形澳門》的付梓和發行正正就是“自我書寫”的體現。可能因為作者專注觀察葡萄牙作為前宗主國在澳門刻下的印記，如本地作家寂然所言，此書“缺少了‘中國因素’的觀察”：他建議對一九九零年代初澳葡政府大特赦的影響作分析，筆者則建議在飲食文化部分補充中餐在澳門的狀況以作對照，但瑕不掩瑜。

畢竟，此書的出現，已經成功令眾多讀者重新討論和思考澳門；透過此書深入了解澳門的過去和現在，正為讀者身處社會的未來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無論人在何地。這才是重中之重。

當一位90 後作家帶着一份真摯情懷去回顧與觸摸一段逝去的滄桑歲月的時候，這種青春與歷史之間的互相碰撞究竟會迸發出甚麽樣的藝術火花呢？

懷着一顆些許獵奇的心翻開長篇小說《芙蓉街》的書頁，小說主要講述了一個因魯菜廚藝鬥爭引發起來的家國情仇年代故事，宮廷禦廚陸松宇的兒子陸明誠流落到市井民間，經歷了國破家亡、妻離子散，在民族大義與茍安求全中進行生存。故事的獨到之處在於作者切入歷史的視角，在小說中，歷史充滿了溫度與平凡，在這些貼近民間與普通人的物事描摹中，仿佛連年戰爭的血與火都被沖淡，只有餘味悠長的人性與歷史的蒼涼縈繞心間。

飲食，在中國的文明禮儀發展史中一直扮演最有活性、最具特色的媒介符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倫理道德、價值信仰、審美情趣最生動的展現。《芙蓉街》將魯菜作為一種飲食文化穿插在小說中，讀者透過小說中的飲食文化，看到蘊藏在中華文化深處的食材密碼：不僅有油爆魚芹、醋溜白菜、糖醋鯉魚、芙蓉雞片、菜拌生魚、荷葉肉等名菜，還有焦圈、豆汁、油旋、胡辣湯、菜煎餅這樣的地方小吃，所謂民以食為天，美食在字裏行間散發出誘人的香氣。《芙蓉街》以濟南為主要舞台，這裏有“商賈雲集、遊人如織”的芙蓉街、宛如一幅巨大的銀色錦緞”的大明湖、“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者神秘莫測的坐在那裏”的鞭指巷，“綠如翡翠、清似瓊漿”的黑虎泉、“亭亭

玉立在煙波浩渺的鵲山湖中”的華不注山……這些景物就像一幅幅優美精緻的靜物寫生，滲透着作者對這個城市的理解與熱愛。

我的同鄉，來自山東的新銳作家兼編劇尚啟元，擅長鄉土題材創作，這在年青一代作家並不多見，使他的作品顯得特別耀眼。宿命、流離和孤獨的題材反反復復出現在他的多本創作中，注重內心關照，20 歲出頭就憑藉一部小說《大門戶》闖出名堂，這部《芙蓉街》可說是他第二部和歷史鄉土相關的大型故事創作，讓人想起盛行於上世紀70 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縮影見樹如見林，卻仍有大將之風，而且具備搬上大屏幕的特質。

鄉音亘古今，鄉愁暖人心，走遍天涯路，最是鄉情重。大時代，小人物，不變的卻是情懷，用一個雋永的千滋百味故事，懷一抹鄉土的舊，不失為年青一代演繹的別樣“鄉頌”。

何東是誰？大概問十個澳門人，都難以清晰回答出來。對於何東的認識，大概只停留在他是一個著名的商人，富可敵國，是賭王何鴻燊的伯公；又或是他與澳門一些建築物的關係，如“何東圖書館”。這些碎片，遠遠不能讓我們拼湊出何東的全貌，細閱《香港大老何東》這本書後，除了對何東這個成功企業家有了更深層的了解外，他的傳奇一生更有不少讓我們可以借鑒之處。

“There are many men who have a good idea. That is not enough. A man should have two good ideas in case one fails.” (很多人都有一個很好的點子，但這是不夠的，他起碼應該有兩個點子，以防其中一個會失敗。)

這是書中在一篇何東的訪問中節錄的說話，透過這些語錄，讓我們更形象地去瞭解何東這個傳奇人物的個性。身為混血兒的何東在那時候的社會中並不吃香，但憑著積極進取的精神以及毅力，他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人際關係，利用精通中英雙語的能力出任買辦，為其溝通中西起了一個重大的作用，但何東並未因此而安於現狀，他後來更升起了自我創業及拓展生意的想法，而正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雄心，促使何東不斷創新求變，發展家族事業乃至頂峰。

澳門現時的年青人，無不面臨着就業或創業的決擇，有不少人會選擇創業，自己當老闆，配合特區政府之青年創業扶助措施，可謂如虎添翼，但往往創業容易守業難，如何開拓管理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等的確是難倒了不少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這個時候，借鑒一下何東先生的經驗，吸收後靈活運用在自身的情境中，似乎是一種方法。

透過書中系統的資料整理以及個案研究，可以了解到何東及其家族如何應變突如其來的狀況，以及如何運用自身的優勢以及自身的品牌故事不斷拓展業務的技巧及方法，此外，在社會責任方面，何東除對各式各樣的慈善組織、福利機構及教育團體積極捐獻外，還定期在學校進行演講，建立起個人在社會的領䄂形象，為其家族提升了社會地位。

除了經營秘笈外，也可從中吸收做人的道理，書中節錄了何東在一次面對學生的言論中談到自己致富經驗：“本着數十年的經驗，我的意見是辛勤工作，小心而透徹地研究你個人的興趣或範疇，耐心而平和地面對苦難及侮辱，感謝任何幫助過你的人………………我建議你應該培養節儉的習慣…………等，都是他對當時學生的演講內容。這個上世紀的智者所給予的智慧，至今亦十分適用。

每個人的成功之路不盡相同，但處世方式、原則以及智慧卻有跡可尋，在這個夏天，願我們都往成功的目標更靠近一些。

(…) não me parece que o tema seja a idealização do amor, pois esse amor jamais se vislumbra. “A verdadeira atração de Gustav  Aschenbach mostra ser pela beleza e perfeição do menino, o que fica evidente para o leitor, dentre outros motivos, na medida em que Tadzio é apresentado como “o belo”.  Inclino-me ainda muito mais para a interpretação narcísica de alguém, um puro esteta, que sente que justamente a juventude e a beleza já se ausentaram e entrou num processo imparável de decadência. Há uma luta em  Aschenbach para se manter jovem e atractivo, mas é essencialmente para si. “Rosenfeld declara que “Aschenbach vê no jovem Tadzio o reflexo temporal da beleza eterna, do ideal sempre perseguido e de tal modo irresistível na sua encarnação que se acha moralmente desarmado diante da imagem perfeita”. Os temas centrais são portanto, para mim, o mito de narciso, o belo do Fedro e o Fausto, no sentido agora em que o pacto é com o demónio que habita em um Aschenbach envelhecido e doente.

Thomas Mann que ganhou o prémio Nobel da literatura em 1929 é considerado, penso que com alguma razão, o maior escritor alemão do século XX e um dos maiores da Europa. Aceita-se, até porque Hermam Hesse, prémio Nobel como ele, e que poderia, relativamente à língua alemã, discutir-lhe o título não produziu obras com a grandiosidade de A Montanha Mágica ou os Buddenbroch e Kafka porque foi afinal cidadão de Praga, checo, no fim de contas, embora escritor de língua alemã também. E outros de elevadíssima craveira como Musil ou Broch, eram austríacos. Thomas Mann, nasceu em 1875 na cidade de Lubeck de pai alemão e mãe brasileira e faleceu em Zurique no ano de 1955. De uma obra notável e vasta destaco o que considero as suas obras primas: Os Buddenbrooks de 1901, A Morte em Veneza de 1912, A Montanha Mágica de 1924 e o Doutor Fausto de 1947.

A beleza, o modo como fascina e pode enfeitiçar, o elemento sublime que contém mas também o seu lado demoníaco é um tema antigo mas recorrente tanto na literatura como na reflexão filosófica. A procura serena ou exaltada do esteta, a tentação pecaminosa e até a submissão ou escravidão povoam grandes temas ocidentais sobre o poder atractivo do belo que pode representar elevação ou queda, paz ou perturbação. O belo pode ser soteriológico ou condenar em vez de salvar. Ele é muitas vezes coadjuvante da virtude ou o seu pior inimigo. É o desejo, o seu modo, o pathos, o seu controle, desde a moderação até à absoluta extirpação que protegem a virtude dos excessos desregrados, desmedidos e desordenados do desejo e da ubris. No Fedro já Sócrates chamava a atenção sobre os seus perigos e temores. E, contudo, como sabemos, na cultura antiga por via da sua kalocagathia ainda a ética e a estética se irmanavam ao serviço do bem. Mas o génio de Sócrates já vislumbrava o perigo em potência. E esses perigos são de vária ordem. Todos foram desenvolvidos mais tarde, conquanto se anunciem no diálogo platónico. Sócrates explicou a Fedro o perigo do “temor ardente que acomete o homem sensível quando os seus olhos vislumbram uma semelhança do belo eterno”, mas também o avisou para o seu contrário ao referir a incapacidade de veneração por parte do homem ímpio e vil, “incapaz de pensar o belo ao ver a sua imagem”.

Qualquer cidadão culto percebe os perigos narcísicos ou os fáusticos. Qualquer pessoa sabe que no auge da dominação o homem pode voltar-se para a adoração estética de ídolos e ilusões, sacrificando o bem e a decência moral. A beleza é uma arma de dois gumes. Eros anda perto de Tanathos como justamente na Morte em Veneza acontece; pois esta obra desenvolve o tema do fascínio mortal que a beleza física pode exercer. O que não me parece é que o eros desenvolvido na novela seja plenamente erótico no sentido da sua conotação sexual, mas antes o eros é intermutável com o belo, com a juventude e inimigo da fealdade que anda muito associada à velhice. Assim é, pelo menos no Fedro. E é a essa luz que faz sentido a tentativa de rejuvenescimento mal conseguido da parte do escritor Gustav  Aschenbach.

No Fedro tanto a beleza como a bondade estão ao serviço da felicidade. É feliz o que alcança o Belo e igualmente feliz o que alcança o Bem. Mas em ambos os caso não saímos do plano espiritual e contemplativo.

Em minha opinião o tema da paixão platónica de Gustav von Aschenbach pelo jovem Tadzio e por maioria de razão o tema da homossexualidade masculina, mesmo se apenas platónica não constitui o tema central do livro a Morte em Veneza, mas antes e essencialmente o tema do belo em si, assexuado. Se Thomas Mann escolheu um efebo e não uma ninfa, como Lolita, só para dar um exemplo literário foi justamente para se proteger melhor da dimensão erótica, romanesca e inevitavelmente sexual e do estereótipo da “pedofilia”. O tema é apenas o belo quase nos mesmos termos em que é colocado por Sócrates no Fedro. Nem mesmo sei se há uma paixão platónica pelo jovem Tadzio, ou apenas essencialmente um deslumbramento, acompanhado de obsessão não controlada. Lembremo-nos que o escritor está doente, desiludido e de algum modo espera recuperar inspiração nesta viagem ao sul.  Gustav von Aschenbach vem a morrer sem mesmo ter chegado a trocar uma palavra com Tadzio, quanto mais uma carícia.

Também e repito, não me parece que o tema seja a idealização do amor, pois esse amor jamais se vislumbra. “A verdadeira atração de Gustav  Aschenbach mostra ser pela beleza e perfeição do menino, o que fica evidente para o leitor, dentre outros motivos, na medida em que Tadzio é apresentado como “o belo”.  Inclino-me ainda muito mais para a interpretação narcísica de alguém, um puro esteta, que sente que justamente a juventude e a beleza já se ausentaram e entrou num processo imparável de decadência. Há uma luta em  Aschenbach para se manter jovem e atractivo, mas é essencialmente para si. “Rosenfeld declara que “Aschenbach vê no jovem Tadzio o reflexo temporal da beleza eterna, do ideal sempre perseguido e de tal modo irresistível na sua encarnação que se acha moralmente desarmado diante da imagem perfeita”. Os temas centrais são portanto, para mim, o mito de narciso, o belo do Fedro e o Fausto, no sentido agora em que o pacto é com o demónio que habita em um Aschenbach envelhecido e doente. Talvez que o filme de Visconti, que escamoteia as duas primeiras partes da novela, para entrar imediatamente em Veneza e no encontro platónico de Tadzio com  Aschenbach, o tema da homossexualidade seja sugerido, mas para mim nem mesmo aí. Eu vi primeiro o filme e só depois é que li o livro e nada mudou a minha opinião, intuição e certeza. Tanto o filme quanto a novela são dominados pela captura e êxtase da beleza. E não mais. Na novela, mais do que no filme, servindo a beleza para discutir os cânones estéticos que enformam a literatura e a arte. Se não fosse esta a verdadeira dimensão reflexiva e especulativa, ensaística mesmo da novela e até do filme, ambos seriam obras menores o que está nas antípodas do que acontece, pois estamos na presença de duas obras primas. Não há, nem na novela, nem no filme, apesar da inevitável importância do olhar o mínimo sinal de voyeurismo ou qualquer outro comércio com facilitismos eróticos. Ler a novela ou ver o filme com esses pressupostos desejantes redundará numa frustração absoluta. Ambas as obras são até de uma austeridade e severidade excessiva, para os tempos de hoje.

A cena em que a expressão ‘amo-te’ ocorre é precedida de uma consideração sobre a distância inalcançável da beleza mesmo pelas palavras. “A linguagem pode apenas louvar”. Acho que é tudo.

In recent years, when someone utters the words “refugee crisis”, chances are that you will be thinking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war-torn countries risk their lives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Sea. How could one forget that haunting image of a little boy’s lifeless body on a beach? Meanwhile, another massive refugee cris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even in the region where it is happening. It is the migration of Central American children to the United State,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Valeria Luiselli’s latest book.

Luiselli, a Mexican national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acclaimed writer whose previous novel, The Story of My Teeth, has inventively incorporated input from workers of a juice factory. Perhaps her interest in real-life stories has sown the seeds for Tell Me How It Ends, her first foray into the nonfiction genre. Since 2015, she has volunteered as an interpreter in immigration court, where she interviews children with a questionnaire and then translates their answers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for attorneys to decide their legal options. Most of these unaccompanied minors come from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 El Salvador, Honduras and Guatemala. Many are running away from gang violence and other forms of abuse. The answers collected by volunteers such as Luiselli will help determine the children’s chances of getting asylum or other immigration status (but firstly, legal representation). Despite the mostly fact-oriented nature of the forty questions, the writer has constructed an aching portrait of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while providing an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that these children have to go through.

The first question she has to ask the children is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st common answer is to reunite with a parent or family member(s). Many are fleeing from extreme violence, organized crime or persecution. Like the rest that follows, the seemingly nonchalant question often opens up a can of worms that gives the author a peek of their gut-wrenching past, only to end up in a New York courthouse that will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be sent back to the ordeal they are trying to escape. Their harrowing experience unfolds further as the interview continues, with question such as “How did you travel here?” providing a glimpse of their journey. The author painstakingly describes the common routes that these children have to take. Their family (usually already in the States) first pays a coyote, who will be tasked with taking the kids to the US. From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they will reach Mexico, where many will hop on top of northbound freight trains, infamously known as “La Bestia” (“The Beast” in Spanish). As its moniker suggested, this long ride to the US-Mexican border is filled with danger. Besides the obvious threat of falling off the train, they will also have to survive the presence of gang violence, corrupted law enforcement, robbery and sexual assault. The lucky survivors will then cross the border, hoping to be picked up by American Border Patrol before they wither in the desert.

As a writer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waiting for her green card, Luiselli is undoubtedly in a more privileged position than the children she interviewed. Yet to be an immigrant — or in the words of the US government, “alien”—is always a Pandora’s box in the supposedly “Land of the Fre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Luiselli is driving across the US on a family trip, passing through border states such as Arizona, while she grapples with news reports of how this humanitarian crisis is being portrayed on local radio. Ugly as it is, racism is the very fabric of this country. The author’s own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migrant identity is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is book. At one point, when she is stopped and questioned by a Border Patrol official, she muses, “…we find a country that is as beautiful as it is broken, and we are somehow now part of it, so we are also broken with it, and feel ashamed, confused, and sometimes hopeless, and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do something about all that.”

By referring these children as “illegal alien”, mainstream (aka white) America has honed this skewed narrative of the US being a victim of a crime against their lawful system, their (white)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 Luiselli argues that the systemic dehumanization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government’s long history of genocidal crimes against Native Americans. Meanwhile, the US must also face the reality that Latino gangs like MS-13 and Barrio 18 have their roots in America’s own backyard. The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se crime syndicates are also the results of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overthrowing foreign regimes, consumption of drugs and arms trade on both sides of the law. However, Luiselli is also well aware of the role her home country plays in this transnational crisis. She implores the damages done by the Mexican government’s Programa Frontera Sur, an anti-immigration plan that has increased the dangers faced by traveling immigrants while denying the rights of asylum seekers. Since Mexicans have long faced mistreatment at the hands of their northern neighbors, their government’s appalling approach towards the less fortunate is a bitter irony that should not be lost on her compatriots.

Is coming to America the solution to all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is hardly the case for most immigrants. In the case of a teen boy whose story Luiselli has repeatedly returned to throughout the book, the Honduran youngster survives the killing of his friend in Tegucigalpa, only to find himself stuck between the exact same gangs in Hempstead, New York.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a gang? Any tattoos?” The questionnaire asks. Even with his front teeth knocked out, he has resisted temptations to join a rival gang for protection. It is laughable to assume these children have come to the US for the so-called “America Dream” when all they want is to wake up from the nightmarish reality.

In spite of all the uncertainties and obstacles, Luiselli ends the book on a flicker of light. Due to a semester-long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her inspired students take initiative to turn their words into action. They have created a student organization aim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immigrants with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English classes. America is full of flaws, but there are also activists like these students and the volunteer lawyers who are dedicated to defend a greater ideal. For Luiselli, she continues to circles back to the first question,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Her reflection is moving, powerful and surely relatable to any immigrant who has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Great Contradictions. Since I have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I remain haunted by these words she recalled from the Immigrant’s Prayer: “Partir es morir un poco / Llegar nunca es llegar”—“To leave is to die a little / To arrive is never to ar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