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在1989年的蘇東波之後，有人宣稱歷史終結了。二十一世紀西方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Judt）說，此後，「我們帶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20世紀留在身後，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時刻，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

難道，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真的已經耗盡了嗎？難道，只有當前主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模式，是我們未來的選擇嗎？我們能從二十世紀學到甚麼教訓呢？

賈德的這本小書《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就是要帶領我們反思這個問題，尤其要拯救在歐洲已經幾乎被揚棄的「社會民主」。

他說，值得我們追求或者捍衛的制度，既不是已經被宣稱死亡的共產主義，也不是過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義─意指「對不受約束的市場的毫無批判的崇拜，對公共部門的蔑視，對無限增長的幻想」的教條，而是二十世紀戰後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民主。

而要進行社會民主計劃，首先必須再一次學會「思考國家」，並解除我們西方根據冷戰的勝利而產生的偏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社會民主的實踐固然不容易，但也有新的契機。因為，「我們進入了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懼─對變化的恐懼、對衰退的恐懼、對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公民社會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賴。」面對這些恐懼與不確定，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會服務，更為重要，「恐懼的重新出現，和其政治後果，是支持社會民主最有力的論證。」

近來希臘債務危機，就再次讓我們見到一場對於國家角色與社會民主的激烈辯論：歐盟等債權國要求希臘實行「樽節」（austerity）政策，要消除國家對於弱勢的保護。

這本書對港台澳都非常有啟發性，因為社會民主想像從來沒有在主流政治經濟論述中生根過。我們眼前的政治體系只是為經濟利益服務，貧富不均則是愈來愈嚴重。

賈德要西方人打開新的想像，要重塑公共對話、社會平等和民主參與─而這也應該是我們的目標。

這個時代人人去旅行，個個寫遊記。當我們玩厭亞洲，有能力的會去歐洲，接着再去更冷門的角落，拍攝更獨特的風景。然而，我們的旅遊目的地，其實是有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張翠容是香港資深新聞業者，八十年代在英國完成高中及大學教育，曾任職多家國際新聞機構，如英國BBC World Service、法國「無國界記者」的通訊員等。她被譽為華人社會的「戰地玫瑰」，糅合東方女性的細膩和國際觀察家的敏銳來洞悉世界大事。很多時候，她要自付旅費，尋找願意採稿的渠道，報導第一，報酬第二。

張翠容認為一個記者的任務，就是將實地消息和背景脈絡傳出去。記者不是醫生，也不是工程師，能做到的，就是讓人知道，讓人思考。她走遍世上「生人勿近」的地方，如阿富汗、柬埔寨、巴爾幹半島，以華人戰地女記者的身份，探尋主流媒體以外的論點。

今年七月，我把《行過烽火大地》放進背包，隨着作者的腳步，到訪戰亂後獨立了七年的新生國科索沃。筆者固然未能自稱記者，但也許跟張翠容一樣，有觀察世界的欲望。

在這百廢待興的新國家，我感受到強烈的崇美情緒。到訪那天剛好是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的晚上，青年旅館舉行營火晚會，街頭更傳來歡呼與煙花聲。在首都布里什蒂納，更樹立了世上唯一一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銅像，因為他當年主導北約出兵轟炸塞爾維亞，幫助科索沃自立為國。可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獨立真的是康莊大道的開端嗎？

各項經濟發展無從入手，倚靠外援也不能維持，大量科索沃人因此逃往德國、瑞士、奧地利等發達國家，形成難民潮。可是，國際新聞長期受英語傳媒壟斷，單靠翻譯外電並不能知道得更深入。張翠容舉例，在一九九九年曾想探訪科索沃戰事，但總編認為除非她能找些當地華人的故事，否則親臨現場也不會比外國通訊社做得好。華人新聞觀點，自然由華人利益角度看問題，凡與此無關都不太深究。因此，多數人不太明白西方如何在「人權」與「主權」之間龍門任搬；傳媒口中的「正義之師」北約究竟傷害了多少平民，也難以知曉。

這樣的作品，讓我們更加清醒地以人道看待世界。我們不一定要奔走戰場，因為人的生活並不能複製，但太多事情都需要透過人生體驗，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