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單車失竊記》兩年前剛出版時我已購買，對於我，這並不是一本容易看完的書。不容易的原因，不是因為特別艱深或長篇，而是殘酷現實的場面很多，作者總在低沉至極的時候留下喘息的窗口，讓你沉靜一下，待第二天翻開另一章。

於是閱讀這本書最需要的，是時間。在反覆多個章節的重重疊疊之下，時間始終是最主要的繩索。主角的父親騎着他那輛“幸福牌”單車失蹤了，多年來杳無音訊，憑着他對單車的印象及熟悉感，在追尋失蹤父親的下落過程中，觸碰到多人的往事與記憶：二戰、銀輪部隊、老眷村、緬北之戰、森林獸靈、圓山動物園……曾經在遙遠角落互不相關的人，甚至是在戰爭立場上對立的年輕士兵，單車把騎在其上風馳的他們，捲入故事的旋渦當中。

處於不同年代的小說人物擁有曲折離奇的境遇，卻都帶着濃厚的庶民特色，在大歷史洪流中漂蕩的平民，或遠或近地受到戰爭陰霾的影響。正如當中一名經歷戰禍的日籍老人說：“戰爭實在沒有甚麼好懷念的，但像我這一代人，到這個年紀，剩下的、記得的事好像又都在戰爭裏頭。”在戰場上從命殺敵的年輕人們，在浩大的森林中聽從指令，生命及靈魂也逐一迷失於濕漉漉的叢林中，在宣佈投降的一剎那，軍官和士兵也成為落荒而逃的敗將，儘管逃出了戰爭的年代，他們也離不開那個血腥的森林和雨季。

只要細想周遭，虛構的小說人物也在現實的生活中穿梭。生於殖民時代的澳門，許多移民的父母及祖輩也經歷過國家動蕩的年代，與你每天相伴的人，腦海中曾深刻地記憶戰爭的無情和殘酷，目睹萬人伏屍的景象。多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嘴裏仍反反覆覆地默唸，似乎多少次的訴說也無法把記憶抺掉，也可能如角色所說，除了談戰爭，他們並沒有甚麼好說了。這正好回應了吳明益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向那個他未曾經歷時代表示尊崇。

除戰爭外，其中最令人共鳴的，還有親人在單車上的“背影”。不論被命名為“孔明車”、“自轉車”抑或“腳踏車”，都不免給了你一個靠近騎乘人的機會，讓你可以近距離觀看他們的背影：平日逃避直視的髮絲光影、流着汗珠日漸微駝的背、坐得溫熱的座椅都看得清晰，景物也如時間在你們兩側掠過成影。這樣的背影在數個人物和兩代關係中連續出現，像鏡頭般把廣大的戰爭場景拉回親密的關係當中，人物也因而變得更立體和真實。我相信，把背影描寫得如此着重與細膩，也是作者相當懷緬的時光吧。

看吳明益的小說，常常令人徘徊真實與虛構之間，他的各部作品似相連的梯子，從作者童年的記憶和歷史記載中跳至筆下，這部小說中也出現了《天橋上的魔術師》、《家離水邊那麼近》等書中的人物或意象，他對大自然長期的觀察也融入細節中，於是樹木與動物，都充滿着神秘而靈性的力量，人也在紛亂的世界中變得更渺小孤獨。

一章一章讀下去，沒有讓人過份陷入懷緬的情緒，也沒有對當世的評判與自艾，時間本來就沒有挽留或失去甚麼，只是人把其刻意命名或記下。直至最終章，故事並未完結，單車仍然運轉不停。

如果你不是跑馬拉松的，我應該如何切入，向你介紹一本有關一個城市的馬拉松比賽歷史讀本？

今天我們說街跑，泛指在繁華的街道間穿梭跑步。偶爾有跑步比賽能夠安排封路跑經城市景觀，更能吸引港男港女挑剔跑友爭相搶位。如果有一場比賽由香港仔上斜到薄扶林村，接着大概下山至中環遮打道，你能想像只有15人報到參加嗎？本書引述了《南華早報》於1910年1月的報導，記錄了這場六英里比賽。這場可能是有紀錄以來最早的香港長跑比賽，路線由當年香港仔鴨巴甸船塢，至薄扶林村一帶牛奶公司牧場，最後終點設在中環殖民政府行政中心地區。路線曲線說明了，起點終點及沿途，已經是那時代英人在香港的管轄及生活重點地帶。

1920年代，彌敦道上的聖安德烈堂，為威菲路軍營（現九龍公園）的軍人教友提供康體活動，在電影《Chariots of Fire》當中，那個年代長跑與教會的關係清晰可見。1921年第一屆九龍馬拉松，36名跑手，從安德烈堂開始沿彌敦道往北跑到窩打老道右轉，轉折地接駁到漆咸道及梳士巴利道回到教堂，冠軍由任職九龍倉（廣東道一帶）的外籍人士奪得。可見當時尖沙咀作為軍營及貨倉，卻被規劃為花園城市的時代矛盾。

的確，這本《香港馬拉松的足蹤》，恰好記載了這個罕見的城市比賽路線的資料，讓我們窺見當年的運動員是如何在這個城市跑過的。

除了從比賽的路線側窺城市歷史，本書也講述香港近百年來的特色長跑比賽。無論是未啟用新機場跑道上或者青馬大橋上，甚至是需要特殊香港深圳出入境安排的“港深馬拉松”，無非都是為長跑參與者提供獨一無二運動模式的視覺景觀及移動城市的感受。

近兩年香港出版的長跑書籍明顯增多，除了跑步技術為主軸的工具書外，有不少個人出版，都是跑手朋友集郵照，或是香港跑步圈的 who's who 訪談記錄。本書出版正好提供另外一種對待跑步歷史縱度的看法，讓我們能夠超越社交媒體朋友圈，看到跑步與自己城市的關係與想像。

很喜歡早年澳門的跑步朋友，沒有過份吹捧海外馬拉松的體育人文氣氛，開始提出“自己城市的馬拉松自己救”，沿途自發向澳門馬拉松參與者打氣及提供支援。或許澳門城市還沒找到很多有關馬拉松的歷史記錄，但是，我們偶爾在媽閣或氹仔海畔輕跑時，從遇到的澳門跑友眼神及汗水中，隱約嗅到澳門有條件成為一個古蹟路跑比賽城市的契機。

把“生命”“歷史”“時間”這三個元素注入並轉化成擁有“記憶”的攝影作品，正正就是杉本博司《劇場》和《海景》系列的命題。

作為杉本博司的早期作品，《劇場》系列打破了傳統攝影和藝術的界線，和日本同年代的攝影師不一樣，在被佔領時期中長大的杉本博司並沒有刻意去記錄時代的動蕩；相反地，他將鏡頭對準的往往是比人類記憶更早存在，那些早已被遺忘的光景。

於美國留學期間，杉本博司到訪眾多大大小小的電影院、劇院，並創作出《劇場》此一系列代表作。杉本博司的攝影在外觀上奉行極簡的風格，同時追求着極致細膩的攝影技術以及製作的工藝。在《劇場》系列中，觀者在照片中看到的是一系列空無一人的電影院，以及完全空白的大銀幕。我們不禁會提出疑問，為甚麼需要大費周章地去不同的劇院拍下一張又一張空白的銀幕？

在其著作《直到長出青苔》中，杉本博司自問自答着這個問題：

“人的肉眼和相機鏡頭的分別在那？”

“相機可以進行記錄，但它並沒有記憶。”他答道。

杉本博司把相機快門時間設定成和電影一樣的長度，但得來的就只有一張張放着空白畫面的大銀幕照片（此原因為照片的成像原理。相機中的底片對着播放中的電影進行記錄，長時間持續的曝光令出來的畫面變成全白）。在利用攝影進行創作的同時，杉本博司亦是少數會把佛學理念融入自己作品的攝影師之一。在實驗着肉眼和鏡頭分別的同時，他利用《劇場》系列表達出人生就如一齣戲，到了最後剩下的只是空無一物的思想。

《海景》系列作為杉本的另一個代表作品，也同樣地反映他在這方面的哲學性思考。跟許多有關生命的論說想法相似，杉本博司認為海洋是所有生命的起源，亦是世界上可以找尋得到最古老，最沒有受時間作用力而從外觀上改變的存在之一。他相信海洋當中擁有“時間”的存在，同時孕育出“生命”，再慢慢轉化為人類的“歷史”。

無疑地，我們在《海景》系列中看到杉本博司對於攝影，以及對於哲學的執著，一張又一張看似相同的海景照片，是杉本博司用了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走遍世界各地尋找他心中的海洋去完成。他認為這些照片也同時保存了我們人類至今依然存在遠古的記憶。試想想，如果杉本博司今天去拍攝的是土地，而不是海洋的話，經過歷史洗禮後的土地，還能保留着那不變的記憶嗎？

於杉本博司而言，他這樣說着：“對於永恆的海洋來說，我們人類的歷史根本不值一提。”

“錢乃萬事之神靈”，這是歐洲的一句諺語，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念，中國人認為，世間萬事，細究起來背後都有一個“錢”字。如果用這樣的視角透視歷史，又會得出怎麽樣的結論呢？

《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就是一本用金錢解析中國古代歷史的書。作者郭建龍曾擔任經濟類報紙的記者，他以財經的視角梳理了一遍中國古代史。

本書認為，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是因為秦圍繞着戰爭建設了一套高效的財政機器，從民間經濟抽血養戰。那秦朝又死於甚麽原因呢？本書認為，六國滅亡後，制度慣性讓秦政府無法重構財政，導致財政機器沿着慣性繼續抽血，民間經濟無法重建，最終崩塌。本書對秦亡原因的解析比較新穎，至少比賈誼的秦仁義不施而亡國來得靠譜。

歷史並不陳舊，沒有如讀者想得那麽遙遠，正如福克納所言：“過去從沒有死去，它甚至都沒有過去。”總有人說，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都落伍了，因為那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早已與現代的工業文明脫節了。郭建龍寫道：“這本叫作《鹽鐵論》的書讓現代人也意識到，古代和現代的相似性比人們所能夠想像到的還要多，而現代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在兩千年前有了折射。”人類的進步，是遠沒有一些人想像中那麽樂觀的。美國學者威爾·杜蘭特說：“若以國家、道德和宗教興亡的全貌為背景， ‘進步’的觀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進步難道只是每一代自詡‘現代’的人，徒勞無益、習慣性的吹噓嗎？從歷史的過程中，我們認為，人類的本性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所有的技術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舊目標——取得財貨，追求異性（或者同性），在競爭中取勝，發動戰爭。”

讀完各朝代的財政辦法，你會發現，沒有一種財政制度是完全高效且無害的。世上恐怕沒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辦法，正如史學家沈剛伯所言：“自從孔德以後，想把歷史變成物理、化學的定律一樣，但歷史思想與數理思想不同，想把個人的看法寫成不變的定律，這是害人的。”選擇必有放棄，放棄必有代價。社會是動態的，制度建設不可能一勞永逸，只能因時因地做出適宜的選擇，然後該轉向時，能夠勇敢轉向，只是船大調頭難，制度走到後期往往陷入死循環。

從青春時期到成年的閱讀歷程裏，有兩本書不僅為我打開閱讀的視野，亦可說扭轉了我的生命路途——一本是帕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它令我在高中時期便決定就讀俄語系；另一本是舞鶴的《餘生》，埋下日後我開了一間書店的種子——但，這故事挺長，有機會再談。

《餘生》於千禧年出版，我也在那一年首度真正見識到台灣文學的語言、形式、主題，作為一本小說的整體藝術性，可以被拔高到何種境地。在《餘生》之前或之後，任何我所接觸到的華文文學，皆未能超越此書所帶給我的震撼與啟發——包括舞鶴自己後來所出版的《亂迷》，也達不到。

小說的簡單情節是：“我”於年少時期讀到關於霧社事件的書，對其殘酷血腥備感戰慄震動，當完兵後，隱居淡水十多年，“奮力閱讀歷史與哲學，想了解‘軍隊’、‘國家’的起源與意義”，他憶起少年時期對於霧社事件所感到的激憤與熱血，三十多年後，他認為有必要重新審慎地檢視、思考。為了更接近事件的“餘緒”，他來到事件之後，部落族人被放逐的川中島，在那裏與 “餘生”的人們相遇，進而寫下各種他所關切、思考的種種。

就小說的結構而言，《餘生》的原創無法複製——整部小說全無分段。然而在閱讀過程裏的流暢與快意、詩意語言所構築的節奏，起伏跌宕仿若山中行走。書中的自我質疑、詰問、思索，讀者隨之顛簸、漫步、困窘、了悟，猶如被引入林中蜿蜒迷徑，不見雲深處。

就小說所觸及的主題而言，每一項皆如藤蔓繞生，繁複交織，導向更深更難纏的提問。在小說裏，舞鶴寫道，霧社事件，歷史記載了三次的屠殺：一是由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所主持，砍殺一百三十六位日人；二是日本出動各地警備隊，各式精備的文明武器，屠殺賽德克六社將近八百多人；最後則是同為賽德克族的道澤群社，襲擊因第一次霧社事件被關在“保護番收容所”裏的原住民，屠殺將近兩百人，至此，“十日後遷徙到川中島的餘生者只剩二百九十八人。”對於這三次事件，無論就官方歷史，或是倖存的部落族人的理解與認知，霧社事件在當代的歧異性，皆反映了事件歷經時間之後的“擺盪”——介於真實與虛構——歷史事件可有真貌？

又或者，透過對“出草”的描寫——小說裏令人驚嘆、可怖卻華麗無比的死亡之舞，提出“文明”與“野蠻”的界定與思考；透過小說裏川中島的餘生者、部落的族人，你被逼着看見國家機器宰制、文化霸權底下幾近於滅絕的原住民文化；以及最終，讓讀者不禁反問自己的是，失落原鄉的，可只有原住民？抑或，我們這些，雖然活在島嶼上，卻遠離島之根源的，所謂的“文明”之人？

生活在地狹人稠的澳門，有時不免會有點壓抑，有點吃力，有點累。每當有假期時，很多朋友都會選擇去旅行，享受短暫的異國生活，然後又羨慕人家的社會環境和各種制度，或者更進一步嫌棄自己居住的城市，這種心情實在很有趣。

周游的散文集《近乎生活在天堂》，紀錄她婚後定居瑞典十七年的生活點滴，介紹北歐尋常百姓的快樂與哀愁，分享她陪伴女兒成長時對當地教育制度的觀察，還剖析了新移民在瑞典融入社群時會面對的問題。

很久很久之前，周游從網誌出發，寫一名港女嫁到瑞典的各種生活細節，其中包括她女兒的成長，以及歐洲那種重視兒童個性發展的教育方式為她帶來的衝擊，儘管只是日記式的簡單描述，但也生動感人，很有啟發性。後來這些網站文章結集成書，她開始在香港的報章專欄定期介紹北歐的風土人情，像一扇明亮的窗，為讀者提供觀察城市、領略城市的另一種視點與方法。

比起她之前的作品《幸福在最北》和《親愛的——給幸福加口甜》較偏向於家庭生活，這本《近乎生活在天堂》明顯有較多社會議題，例如會寫她在當地的樓價、福利制度、鼓勵創意的風氣、職場文化、養兒育女注意事項等，方便生活在港澳的讀者自行比較，思考人家的政府和民眾為何會發展出這樣的制度和政策。由於作者來自香港，很自然會以亞洲人的角度來分析當地的問題，在介紹美好一面的同時，書中不時會提到完善的福利都源於人民交重稅，也有提及種族問題和冰天雪地之下的生活不便之處，讓大家明確地看到北歐人民為了幸福的生活而付出了什麼代價。

報章專欄以輕盈题材為主，所以即使探討相對嚴肅的議題時，也會從日常生活的小故事為引子。周游移居海外之前，曾任職於香港商業電台的創作部門，在她的文章中，流露出敏銳的觸覺和舉重若輕的文筆，書中又有大量色彩繽紛的生活照，展現優質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澳門的生活與瑞典差異巨大，但正因如此，閱讀這本小書，反而可以看到一些意想不到之處，例如看當地的家長如何教孩子獨立，人家的老闆怎樣尊重員工的家庭生活，歐洲人用什麼方式享受假期，很多細節都讓我增廣見聞，甚至能重新思考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是否真的合理合適。此書雖名為《近乎生活在天堂》，其實作者一直強調“你睇我好，我睇你好”（你看我好，我看你好），當地亦有一些不易解決的社會問題，過去行得通的制度未來也不知會怎樣，我們都不知道哪裡會是個天堂？但無論生活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努力找到自己的答案。

這注定是一本只有一小撮人讀得興致盎然、大部分人看得一頭霧水的“小眾書籍”。首先，你得要看懂書名的這句話：《伍家謙，交畀你講體育》（譯成國語就是：伍家謙，把時間交給你報道體育新聞）——當年TVB的《六點半新聞報道》、《晚間新聞》時段，看完一連串當日發生的選舉戰亂天災人禍之類的破事兒之後，新聞主播會笑意盈盈地，將麥克風（話語權）交給站在一旁等候多時的體育主播。如果說，時事新聞是主菜，那麼體育新聞就是飯後甜品。

在互聯網還不甚普及的21世紀初期，我們（中港澳）這一代“80後”，的確也只能靠著電視新聞的管道，去認知外面的廣闊世界。TVB新聞節目（包括在劇集廣告間隙插播的突發新聞）的重要性，也許就像現在的“動新聞”、“即時新聞”Apps一樣不可或缺。“無線新聞，事事關心”，正是TVB新聞部當年的口號。即便你不是一個體育迷，你也一定會記得前輩級體育主播伍晃榮報道足球賽時的著名詼諧金句：“波係圓嘅（球是圓的）！”

“波係圓嘅”這一句話，其實內蘊無窮。一場球賽，即使雙方實力懸殊，未到90分鐘的最後一秒（有時甚至會有補時、加時、“突然死亡”、十二碼），鹿死誰手也未可知。因為球是圓的，所以隨時會滾向你意想不到的那一方。同理，世間萬物也應如此——“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呀！

因為同樣姓伍，很多人都以為伍家謙是伍晃榮的親生兒子，走上體育新聞這條路也是子承父業。實際上，他倆只是剛好“同姓”的師徒關係。不過因為命裡的這點緣分，伍晃榮也把伍家謙視作自己的“半邊仔”，言傳身教處處提點。有“阿盲”（伍晃榮昵稱）這樣的嚴師，才有今天這樣的伍家謙吧！書裡伍晃榮、伍家謙二人的忘年交故事細節，幾度看得我眼眶濕潤。

時代不一樣了，我們再也不需要時刻緊貼公仔箱，才能獲取第一手的資訊。人手一部智能電話，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記者，電視新聞被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伍晃榮離世多時，伍家謙也早已離開TVB從事自由職業，連《六點半新聞報道》也取消了以往雷打不動的體育新聞環節……大概，只有從那個年代成長過來的人，才會懂得這本書的美好（以及它的可一不可再）。

無論如何，“波係圓嘅，世界都係圓嘅”，有緣的、“啱Channel”的人總是能碰到一起！

英國鋼琴演奏家詹姆士．羅茲（James Rhodes，1975-）的《關鍵音》，筆觸風趣幽默、俏皮自嘲，然而書的內容，也就是羅茲自述的人生，並不輕鬆。

這位現在看似意氣風發的名人，主持的電視節目頗受歡迎，發行的唱片以古典音樂類來說堪稱暢銷，卻曾在年僅六歲時，被四十歲的體育老師長期性侵，進而經歷過一系列自我毀滅的嘗試與失敗，包括在精神病院裡試着上吊自殺不遂。書中許多赤裸裸的剖白，讓羅茲的前妻擔心會對他們的兒子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曾向法院請求禁制本書出版，不過最後英國最高法院認爲：「當一個人經歷過詹姆士那樣的痛苦、承受過那些年的掙扎適應與艱難，他有權將一切說出來……不須掩藏任何細節。」事實上對羅茲而言，兒子正是他書寫這本書的最大原因。對兒子的愛，驅使他在三十八歲事業有成的時候，願意打破沉默揭露年幼時被性侵的不幸遭遇，以及那創傷如何嚴重摧殘着他之後人生，除了身體上的痛苦，還讓他精神上失去平衡，酗酒、嗑藥成癮、自殘、強迫症、憂鬱症。成爲父親後，「自己過去的回聲，變成了淒厲巨響」，隨着兒子長大接近他自己當年受害的年紀，他對不能保護兒子的焦慮也愈趨強烈，並一度選擇自殘逃避甚至精神崩潰。幸好，有一扇窗為他打開，讓他感受到生命的奧秘、愉悅、激情與震撼，那就是古典音樂，而最終，也因爲古典音樂，還有家人摯友的支持與愛，他終能實現夢想，成爲獨奏鋼琴家，獲得重生的力量。

書中不少篇幅訴說著他對古典音樂、特別是鋼琴音樂的熱情，每一章節以他鍾愛的音樂家作品爲引語，包括作曲家的非典型簡介—巴哈、貝多芬、蕭邦、舒伯特、拉威爾、拉赫曼尼諾夫等，原來這些著名音樂家都有「精神不正常」的因子，因為各種理由在他們的時代被無情而醜惡的世界遺棄，卻轉化成強大的創作能量，留給世人永恆的偉大樂章。羅茲並非科班出身（雖然當年他的成績與音樂天分讓他可以進入音樂學院，後來卻長期荒廢，在倫敦金融業出賣靈魂多年），也因此他對古典音樂的看法，有些異端，尤其將掌控今日古典音樂的守舊勢力，包括唱片產業、樂評等等視爲古典音樂生存的最大敵人。透過他自己錄製的專輯以及後來籌劃的古典音樂賞析活動，他想要將古典音樂帶出令人窒息的傳統音樂廳環境，變得更親切，讓現代人更容易產生興趣與共鳴。

你可以把這本《關鍵音》當成古典音樂入門書，羅茲對於古典音樂充滿熱情的書寫令人激賞，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視之為非典型的心靈勵志書來讀，借用他多年摯友、名演員班尼迪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的話：「這本書的精彩超過文字所能表達。寫得優美，說得坦誠，對所有曾經受傷、正在承受傷痛、或是介於之間的人們會有深刻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