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在1989年的苏东波之后，有人宣称歷史终结了。二十一世纪西方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歷史学者东尼贾德（TonyJudt）说，此后，「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歷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时刻，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难道，我们对未来的想像真的已经耗尽了吗？难道，只有当前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模式，是我们未来的选择吗？我们能从二十世纪学到甚么教训呢？

贾德的这本小书《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就是要带领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尤其要拯救在欧洲已经几乎被扬弃的「社会民主」。

他说，值得我们追求或者捍卫的制度，既不是已经被宣称死亡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过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义─意指「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的教条，而是二十世纪战后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民主。

而要进行社会民主计划，首先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并解除我们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产生的偏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社会民主的实践固然不容易，但也有新的契机。因为，「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赖。」面对这些恐惧与不确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会服务，更为重要，「恐惧的重新出现，和其政治后果，是支持社会民主最有力的论证。」

近来希腊债务危机，就再次让我们见到一场对于国家角色与社会民主的激烈辩论：欧盟等债权国要求希腊实行「樽节」（austerity）政策，要消除国家对于弱势的保护。

这本书对港台澳都非常有启发性，因为社会民主想像从来没有在主流政治经济论述中生根过。我们眼前的政治体系只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贫富不均则是愈来愈严重。

贾德要西方人打开新的想像，要重塑公共对话、社会平等和民主参与─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时代人人去旅行，个个写游记。当我们玩厌亚洲，有能力的会去欧洲，接着再去更冷门的角落，拍摄更独特的风景。然而，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其实是有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张翠容是香港资深新闻业者，八十年代在英国完成高中及大学教育，曾任职多家国际新闻机构，如英国BBC World Service、法国「无国界记者」的通讯员等。她被誉为华人社会的「战地玫瑰」，糅合东方女性的细腻和国际观察家的敏锐来洞悉世界大事。很多时候，她要自付旅费，寻找愿意採稿的渠道，报导第一，报酬第二。

张翠容认为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将实地消息和背景脉络传出去。记者不是医生，也不是工程师，能做到的，就是让人知道，让人思考。她走遍世上「生人勿近」的地方，如阿富汗、柬埔寨、巴尔干半岛，以华人战地女记者的身份，探寻主流媒体以外的论点。

今年七月，我把《行过烽火大地》放进背包，随着作者的脚步，到访战乱后独立了七年的新生国科索沃。笔者固然未能自称记者，但也许跟张翠容一样，有观察世界的欲望。

在这百废待兴的新国家，我感受到强烈的崇美情绪。到访那天刚好是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的晚上，青年旅馆举行营火晚会，街头更传来欢呼与烟花声。在首都布里什蒂纳，更树立了世上唯一一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铜像，因为他当年主导北约出兵轰炸塞尔维亚，帮助科索沃自立为国。可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独立真的是康庄大道的开端吗？

各项经济发展无从入手，倚靠外援也不能维持，大量科索沃人因此逃往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发达国家，形成难民潮。可是，国际新闻长期受英语传媒垄断，单靠翻译外电并不能知道得更深入。张翠容举例，在一九九九年曾想探访科索沃战事，但总编认为除非她能找些当地华人的故事，否则亲临现场也不会比外国通讯社做得好。华人新闻观点，自然由华人利益角度看问题，凡与此无关都不太深究。因此，多数人不太明白西方如何在「人权」与「主权」之间龙门任搬；传媒口中的「正义之师」北约究竟伤害了多少平民，也难以知晓。

这样的作品，让我们更加清醒地以人道看待世界。我们不一定要奔走战场，因为人的生活并不能复制，但太多事情都需要透过人生体验，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