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很多绘本都是名副其实的百岁书，因为以图叙事，无论读者是否认字，都可以参与欣赏，无论是0岁的宝宝，还是100岁的全家之宝。这本《小狐狸与星星》是我在台南逛诚品时发现的又一本“百岁书”。

宝蓝色的布面装帧似乎向我暗示：作者要说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果然……

这是一个发生在森林里的故事，动物、植物、天气由阴转雨转晴、从一颗星变成满天星斗。

真是一个认识大自然的好故事。代入小狐狸的角色，迷失在黑漆漆、湿漉漉的森林里，四周爬满了甲虫，不过原来甲虫是小狐狸的美食，实在是惊险刺激！雨过天清，被洗过的夜空，星星更多了，多么美好的繁星璀璨的夜晚。

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再读一遍会有新的发现：这或许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星星为小狐狸照亮了方向，他们就是彼此间无可替代的绝世好友。6岁的儿子看完之后，突然恍然大悟地跟我说：“我不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星星咯！他也是我的星星！”太有道理了！

且慢且慢，就只到这里吗？再读一遍，不知道这本奇妙的书还会不会再展现出另外一层意思呢？

好的！第三次读完，心中升起一个疑问：小狐狸后来有找到那颗一直指引他方向的“唯一”的星星了吗？不知道，后来出现的是群星，小狐狸想，他的那颗“唯一”的星星一定在这满天的星斗之中。画面不知不觉间也突破了“框框”，“充满”了整个画面（画面的佈局常常帮忙绘、作者透露重要的讯息）。从黑暗，到一星光明照亮，然后到消失光明的黑暗，再到接受失去“唯一”星光后的平復与无拘束。难道它除了说大自然、友谊，还在叙述爱和失去、人生变幻的故事？

这个故事果然很重要。

很难想像这是作者Coralie Bickford-Smith第一本自己绘作的绘本，可能因为作者多年从事图书设计的原因，《小狐狸与星星》的绘图、故事、版面设计与装帧浑然一体，所有元素集合起来一起说故事，所以一

出手就夺得各项大奖。自2015年7月在英国出版以来，该书3年间已经出了6种外语译本，绘本中的小狐狸、叶子和森林也被制作成各种美轮美奂的衍生品。

应该有助于提醒0-100岁间的我们：有得有失、有失有得就是人生，变幻也可以很美。

人都有逃避伤痛的倾向，与其说是逃避，倒不如说是身体的防卫机制，在面对自身的不堪和恐惧时，有的转身头也不回了，有的却被不愿直视的地方所吸引，对摄影家石内都来说，便是后者。

6岁那年，石内都随家人迁到横须贺最贫困的街区，作为日本战后一个极为复杂暧昧的地方，它被大量甚至粗暴地记录，同为战后时期出生的摄影家，包括东松照明、森山大道等都曾将相机对准这个地方，但在石内都眼中，横须贺这个被暴力、性与贫穷裹起的成长场所，对她来说更像个挣脱不了的胎记，在日本当时仍然是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摄影界中，石内都所呈现的影像并不粗暴荒凉，更多的是，温柔冷静地把伤痕都放到镜头面前。自20岁那年发誓再也不回来，28岁时却带着相机，像再次揭开自己伤疤一样，一连拍摄了她最重要的三部曲：

《绝唱·横须贺街头》、《公寓》、《连夜的街》，石内都直言尽是拍摄自己的羞耻，显得无比的坦诚直白，她拍摄废弃建筑的内部，剥落的墙身，像海浪般捲起的墙皮，班驳污迹满佈整个空间，石内都更关注于时间在空间所留下的痕迹，人的，物的，歷史的，以及人在居所留下的气味、污垢、皮屑，与时间和建筑物一同发酵，成了这座城市的遗物。

《黑白》原书写成于1993年，就在石内都刚出版作品《1．9．4．7》不久，拍摄了50个与她同龄的女人，她在乎的不是美丽姣好的躯干，对石内都而言，时间像容器，照片像身体，而人的身体也同样，某些伤痕被皱褶裹起，手与脚作为身体的末端，终年承受身体的重量，也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她想要用摄影去转化身体的细微变化。往后，石内都持续拍摄赤裸身体，陌生人的，舞者的，也包括自己母亲，全都是身体的局部，从脚跟的皮屑，皮肤的肌理、疤痕、残缺的身体，美与丑之间，既然肉身皆是“庸俗的活物”，去凝视身体的一切，就像石内都自己相信摄影能将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都纳入其中，无论是关于横须贺的，或是在拍摄人的时候，石内都的作品终其被死亡所吸引，她不要完整的东西，如同石内都镜头前裸身的人们，虽用双手似是有意无意地遮挡身上的缺陷，多少也是战战兢兢的，而是他们选择将伤口展露于空气中，就像石内都总是对准自己的伤痛一样。

关于黑白，她自己就曾说，黑是在相纸上堆积的黑，白是无法摆脱相纸的颜色，而若我们的痛苦如黑色的黑般涌入，成为暗部所在，那么在面对自身时，光便会引路，“唤起一条娴静的光，织就漆黑的阴影，诱出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外劳、外佣、移工、民工……种种不同的名称，其实意指同一群体——为了生活，离乡别井到外地工作的人。他们从事低收入工作，被视作“低端人口”，社会不能缺少他们，却同时不断压榨、剥削他们。

“低端”这词显示出社会如何归类这群体，尤如食物链中，他们被上面一层又一层“更高阶”的人压抑着。提及移工问题时，不少分析都会指出阶级的对立，并侧重描写劳工的苦况，将这群体看待成资本主义及全球化发展中面目模煳的一员——他们各有名字，各有故事，却也是千千万万拥有着类似故事的其中一个，都单向地折射着现今体制的种种漏洞与不公。

由三联出版、香港记者苏美智及摄影师Robert Godden 所着的《外佣——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则把这群体还原成“人”的模样。大量彩色相片让读者深感书中的个案不只存在于白纸之上，更是每日和我们擦肩而过、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他们的神情、他们的衣着、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在远方的家……透过相片，大家顿时感觉更了解。

《外佣》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是从僱主的视点出发，由僱主分享自外佣“进驻”后，家中生活有何变化。当中有些变得依赖外佣，有些亦被外佣欺骗。第二章则纪录了苏美智和Robert Godden远赴菲律宾一条大量输出外佣的村子，并探访十多个留守家庭后所发掘到的故事。而有别于一般将“僱员”、“僱主”置于对立的分析，苏美智除了指出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无奈，亦呈现出香港多个团体如何着手带来改变。书中亦以两章的篇幅，告诉读者这群外佣除了洗衣煮饭买餸凑仔外，还有着怎样的喜好、才能、志气与梦想。

“刻薄僱主和黑心外佣以外的故事”是此书的撮要。事实上，外佣议题牵涉的除了“搏炒”与“剥削”等劳资矛盾，还有女性权力的拉扯。书中亦细致地点出：女主人、母亲等角色，在家佣进驻后会如何改变？会如何争夺？外佣赚钱寄回乡，一手撑起头家，自己亦增广见闻，同时远方的丈夫寂寞出轨、亲子关系疏离。种种书中道出的无奈，亦将讨论拉阔至一地的“家庭照护”政策——究竟是空谈的口号，还是实在的支援？足以让多个家庭从这权力关系中解套？

根据劳工局的资料，截至2018年9月，在澳门从事家佣工作的外僱逾28,000人，即本地亦有20,000多个家庭／20,000多名外佣面对《外佣》内提及的情景。“如果我们还僱主和外佣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不再对那些远方的家庭视而不见，同理心会否更容易建立？”这是苏美智在《外佣》前言中的一段话。会或否，很难回答，但书中呈现的多个面向，是开始思考问题的一个理想起点。

《鬼太郎》这部志怪系列漫画，在过去甚至现在一直有着强大的魅力。作者是水木茂，他除了是鬼太郎的作者，还有其他很有影响力的作品，最近中文版出版的《昭和史》四大册便是受赏的一部鉅着。

水木茂成为漫画家之前，是二战的日本兵。在战争中失去整条左臂，之后的漫画人生，都是他独臂完成的。

然而我要介绍的书并不是水木茂所作，而是他的太太武良布枝以妻子的角度书写的自传式作品。为漫画家持家的太太所写的文字，最能体现艰难时代创作人的侧写。武良布枝在29岁时候相亲，那时算是大龄女，嫁给快要40岁被父母催婚的水木茂。相亲后五天马上完婚，说是因为工作繁忙，其实是没有钱负担来回家乡和东京的多次往返费用。给读者揭露出新婚的贫困，也体现这本书的副标题“只要结局圆满，就是幸福的人生”这一句话，究竟有多重。5、60年代的日本是怎样的概念？战后日本所经歷，从轰炸后正在復兴，战败的士兵回家重新开始的人生，社会从失业、飢饿、贫穷，慢慢恢復。

但水木茂的职业是漫画家。创作人永远是在困难的社会最底层，也是最后一批得到温饱的人，文化创作起着滋养人心的作用，对人类发展不可或缺，但却也是在肯定人类能够发展、在生命得到足以温饱和延续之后的考虑。在武良布枝的记述，丈夫交稿时被打折收稿、出版社倒闭、发行商消失避债再也找不到人，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稿费“冻过水”。靠画漫画稿为生的人，当时得面对这些问题。

创意文化产业，可以靠政府支助？那时候想都别想。

漫画家水木茂，更穷也没有放弃他的漫画。每天都在房间里创作，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这并不是等于努力创作，就一定会成功的故事，与他同行的很多漫画家，在行业的洗刷下，没有出名便折㦸沉沙，人和作品一起消失在观众的视野。

又是一次退稿，但编缉对水木茂说，虽然没有钱收你的稿，但你的作品蕴含巨大能量，别放弃。作品的能量这个概念，在舞台呈现时被时常使用。但在作者侧写水木茂的创作歷程下，“能量”这个概念在套用在文艺的创作上，更清晰和立体。

水木茂的这种精神能量，源于他对妖怪的执着，对哲学的探求，都被他妻子以温柔之笔，纪录下来。因为水木茂透过他的鬼太郎，在漫画格子上表演，超过30年，然后成了电视、电影、舞台剧等等。

在水木茂创作时期，根本没有“文化创业产业”这一回事，画公仔书就是画公仔书，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作品有人看，有人出钱埋单，才能继续创作下去，能否让人埋单，还是得先看作品。这种成功，并不会是因为政府支助，他的成功，也有赖于他的产权被完善的保护，使他可以更用心的创作，能延伸他的成功，也就等于他所属于的文化成功。

而作为鬼太郎之妻的作者，这一本侧写漫画家生平的作品所显示出的能量，便是她对漫画家那细细绵绵的爱，那一份艺术家妻子对丈夫的闪烁眼神，活跃在纸上。这一份爱意也在2010年脱变成为156集的晨间剧，显露在观众之前。

人们爱读《小王子》，十居其九都爱把自己代入成小王子的世界，然后尝试用其浪漫的视角思考，不过，就在小王子仰望繁星与平视世人之际，远方的那朵玫瑰，却一直孤高地在B612星球一览众生。

《小王子》由1943年出版至今，分析文本众多，却鲜有以玫瑰作主体，今年中，华文社会终于带来一次突破，《漫游者小王子：玫瑰的解读》乃作者卡密对《小王子》的解读，套用哲学及社会学的框架，分析小王子与玫瑰的关系，与此同时，卡密也把她和男朋友CC分别的心路歷程，对照玫瑰与小王子各自的成长。

在小王子的想像中，玫瑰总是脆弱而特别，因此，小王子出走后，一直记挂着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可是他无法解释，玫瑰若是需要人照顾，那他逃离B612星球后，不消几天，猴麪包树理应已把星球撑破，玫瑰亦早应香消玉魂，然而倘若玫瑰仍然生存，她就绝不是小王子想像中的脆弱，这正是小王子的想像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也是卡密带出的哲学讨论：小王子想像、话语，局限了他理解玫瑰的本质，也令读者不自觉地否定了玫瑰的真实。

卡密以本书带读者脱离小王子的话语，以真实的玫瑰，引导读者思考玫瑰的主体性及性别角色，玫瑰说过，她期待与蝴蝶、穿堂风等其他角色相遇，她的本质，超越了受保护的形象，成了嚮往越界的独立个体。

哲学是卡密于本书中解读《小王子》的基础，焦点落在玫瑰的真实与重塑中，确立了玫瑰的真实存在后，玫瑰的生活就由作者，以至读者延续下去，卡密于本书中记载了她与男友CC由相聚、分别到再遇的心路歷程，在每个章节中呼应玫瑰与小王子的悲欢离合，以个人经验实践着玫瑰带来的哲学反思。

自己之外，卡密还想以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演译玫瑰的真实与超越，本书的后记里，记述了汉娜的一段过去，她曾与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有过秘密的亲密关系，只是在马丁的眼中，汉娜是个博士学生，亦是其谬思女神，他没有看过任何汉娜的着作，因他嚮往的，纯粹是彼此的情慾关系，以至为他带来灵感的存在，然而不过汉娜作为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她跳出了这个不健康的关系，由沉沦以至再思，延伸至她的研究，从纯思哲学中发展出贴近社会的理论，最终成为独当一面的政治理论家，卡密以汉娜的着作与经验作另一个典范，由此勉励一众“玫瑰”，不要放弃寻找自我的机会。

本书没有描述美国人如何登陆月球（如有）。

姑且不解释本书的背景机构及缘起，这书的副题是“从我到我们的社区实验”，顾名思义，本书收录大小不同的社区实验作类比，但是，社区实验又是甚么？是纯粹在社区进行的行为艺术实验，或是区议员为争取地方选票而作出的蛇斋饼糉套路研究？拉开封面及封底看着书嵴，呈现了一个隐蔽“门”字中间的一个大型“小”字，就像是出版的媒体团队，声称在后觉醒（post-awakening）时代，告别爆粗式社会批判，用一本书来整理思路，用採访及网媒编辑之力，回应忧郁的闷热政治下，看看社区小人物自发行动，在社区生活的不同层面中，开始做的一点小事。

近年香港也出版了不少採访合辑，走访不同的成功社企，歌颂某些incubator programs如何协助年青人创立社企事业，集中讨论营运上的可持续方法，或者创业者的心路歷程。可是这本《行出一小步》，收录的故事都是一些自发无界限、看似无价值的小计画，故事主人翁未必曾为计画定下甚么观点立场或者目标利润，他们只是本着自己对社区对现实世界的本能，很大可能一不留神却开始了这些社区实验。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经营收支平衡的小贴士，也没有高官式的拉横幅合照，着着实实，我们看到不同的行动者，透过自己熟悉的事物与组合伸手可及的资源，尝试为改变而经营一间大学区杂货小店（山城士多，书中其一的访谈对象，下同）、尝试协助南亚妇女投入香港生活而设立的WHATSAPP查询热线（为她做翻译）、尝试协助长者家居及电器维修的义工组织（维修香港）等等。如果我是拨款机构的批核人员，极有可能因为拨款条文的各种要求，而拒绝拨款支持这些不成气候、没法持久又很难量度社会成效的微型计划。

但是，正正是这些从拨款体制以外自发的社区小实验，才是最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同行。已经能够量度到的社会项目，自然有机构找到大量资源去落实执行。最特别的是，书中某些项目的执行场所，原本附属某些社福机构，却由负责同工主导，走出另外一条关怀社区的新路径。到底起动这些计画的，是不是因为对香港社区的爱还是责任，抑或纯粹是路见不平而已？即使收录的故事未必会相互合作达致甚么协同效应，但是，英文副题From Me to We: The Stories of How We Live as a Community写得清楚，就算把香港分5个选区也好，分了18个区议会也好，我们必须承认，理想的生活就是要维繫一个社区，即使在不同维度之下，只有像活在同一个社区内，我们才不会各家自扫门前雪，我们才会自发开放办公室空间让街坊休息（阿谦）、我们才会自建一个无污水家园（老围林叔叔）、我们才会以一间性格式自由定价的食店，办一间迷你社区中心（德昌里三号）……

澳门社区与社团关系密切，有没有机会可以从本书的经验借镜，踏出属于自己的一小步？

一度，柯布西耶时常在生活中“冒”出来。讲座上，建筑师们侃侃而谈，句子中时不时冒出“柯布”——圈内人总爱用昵称。他那些如同谶语般的词藻，“光辉城市”，“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裹挟着预见未来的机锋。

建筑师们若是措辞中将自己作品喻为“纪念性的感嘆号”，或是“戏剧性的宣言”，即便是今天，依然会在庞杂的资讯流中闪出光芒，让读者驻足。柯布用上述宣言向联合国官员与全世界媒体阐述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设计理念，那是 1947 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笼罩在他身上的光芒愈发强烈。2013 年的某一天傍晚，饶舌歌手坎耶 · 韦斯特（Kanye Omari West）闯进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正准备熬通宵准备做建筑模型和绘制渲染图的学生们，猝不及防地听歌手讲了数十分钟世界可以依靠设计来拯救，尤其是那个叫勒 · 柯布西耶的建筑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安东尼 · 弗林特当时并没有在场，这未必是他试图梳理和还原柯布西耶人生和设计轨迹的契机，但弗林特承认，这则事件令他意识到就连“大众偶像都成了柯布的信徒”，而这些信徒可能就连“柯布西耶”不是他真名都未必知悉。

柯布西耶本人就是擅长制造迷雾的高手。他抛弃了冗长的本名，“夏尔 -爱德华 · 让纳雷 · 格里斯”，借用凯尔特传说中的精明猎手——神鸟 Le Corbeau，制造出了柯布西耶。每逢新专案交付客户之前，他会邀请摄影师进入尚未留下真实生活痕迹的空间中拍摄，在当时流行的《今日建筑》与《建筑》杂志上刊登。他在公众面前宣称，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师们， “我们是一个团队，紧紧团结在一起”，私底下又在自己的笔记本中，用美丽的裸体与被暴力扯碎的尸块来隐喻。他在世界各地饱含深情与诗意地宣讲自己的建筑理念，随身却一直携带着《唐吉诃德》。正如柯布写的自己，每当“说出‘活力’这个词，心里想的其实是‘炸药’”。他面对真实人类时的措辞远没有在自己的无数小人面前来得坦诚。

每一个被柯布西耶个人魅力折服的人们都对他又爱且怨。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中，超前地在楼中设计了一整条商业街，从卖鱼的铺子到电影院一应俱全，但就连建筑材料供应商都不愿成为他的客户，怕冒进的设计毁了自己的口碑。如今被视作圣地的朗香教堂，建成之初被指责为 “基督教车库”。然而，即便是观点站在柯布西耶对立面的人们，不得不折服于他将设计看待为艺术创作的热诚，脾气暴躁如他仍旧愿意在施工现场纠正每一个螺丝和墙壁的弧度。还有萦绕柯布一生的对于创新的紧迫感——他总是试图让人们接受颠覆过去的新事物。

还原一个聚光灯下的歷史人物总是带着冒险，“他身后，有多少不好的事情可以归罪于他，又有多少前沿先锋的蜕变可以感谢他。”让柯布西耶走下神坛却是一件值得的冒险，作为凡人而不是超人的他所做的那些颠覆与创造，或许对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未来更有参考价值。

翁贝托·埃科，义大利国宝级知识份子、小说家，出生于1932年，他的一生横跨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石油危机……到他2016年2月去世时，人们的生活被智慧手机及碎片化的资讯充斥，民粹主义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再度抬头。年轻时的埃科，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都灵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辍学，改学中世纪哲学与文学，并在1954年获博士学位。48岁时，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小说——《玫瑰之名》，他曾说过，希望借此杀死一个修道士。因此，小说以中世纪宗教为背景，通篇充斥着神学与符号学的讨论，将自己广博的学识融入一个修道士之死的故事中，虽然文字不免晦涩难懂，却成功的在1980年掀起了一阵风潮，《玫瑰之名》最终卖出了超过1000万册，埃科，一跃成为畅销小说家，一如既往的将神秘主义、符号学、社会事件等讨论，融入小说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也让世人难以复制。

《试刊号》，完成于2015年，是埃科的遗作。与之前的小说不同，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只有208页。虽写于2015年，故事却设定在1992年。现实中，1992年2月的义大利，发起了“净手运动”。检查官从米兰一家养老院院长受贿案查起，查出了1200多起贪腐案件，共涉及8位前总理，5000多名经济和政治界人士，300多名议员接受调查。原有的义大利政党体系瞬间崩塌。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994年，义大利传媒大亨贝卢斯科尼在混乱中创建了义大利力量党，连同右翼的北方联盟结盟赢得选举，出任总理。随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完成5年任期，执政时间最长的义大利总理，他至今仍逃不开许多阴谋主义者的遐想。

《试刊号》，以时间命名18个章节，叙述从1992年4月7日到6月11日，仅两个月内的故事。男主角科洛纳是一位不入流的自由作家，受《体育週刊》主编西梅伊之邀创办一份报纸——《明日报》，一份承诺在一切方面讲真话，只关注明日可能发生的“新闻”的报纸。只是，在这个伟大理想背后，每个人心存不同的被欲望驱动的述求。出资人维梅尔卡特骑士的办报初衷，是试图借着挖掘真相之名义，以“真相”要胁金融、政治等领域重要人士，最终进入上层社会的顶级沙龙。主编西梅伊希望借此，撰写一本史诗般的传媒巨作，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为真理而战的传媒斗士。而潦倒的小说“枪手”科洛纳则可在1年半的时间获得8000万里拉的收入。在西梅伊的授意下，《明日报》必须使用读者的语汇，而不是知识份子的语言。

埃科在《试刊号》中构建了一场办报阴谋，刻画了鲜活的失败者们，并给出了这场阴谋的消费者画像。最后一章重拳出击，“谁说出真相，谁就还了你自由。这个真相会使任何其他发现都变得如同谎言。……人们会说，啊，真的吗？很有趣，然后就转过身继续做他们的事情去了。”最后的埃科，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存留在1992年的反思及新闻业的腐坏，他笔下的关于《明日报》的故事，即便放在任何时代，都能重创生活中的沉睡者及冷漠者。

Almost four scores years ago under the black and red emblem, several powerful legions, riding their mighty chariots, invaded and occupied most parts of Western Europe. The man who created that ominous symbol and his followers determined to build a perfect world by perishing all the "inferiors." It was the darkest age of human history and it seemed that apocalypse had occurred. After the piercingly cold winter of 1940, four horsemen raised, luckily this time, not weapons but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they performed the most ethereally beautiful music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 January 15, 1941 in Stalag VIIIA.

The title of that piece is "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This name does not exaggerate the ambitions of the composer, Olivier Messiaen. In the preface of the sheet music, Messiaen quoted several sentences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0: "In homage to the Angel of the Apocalypse, who lifts his hand toward heaven, saying, 'There shall be time no longer.'" For Messiaen, the end of time does not mean doomsday, but the step to enter eternity. As in the preface, Messiaen wrote: "This Quartet comprises eight movements. Why? Seven is the perfect number, the Creation in six days sanctified by the divine Sabbath; the seventh day of this repose extends into eternity and becomes the eighth day of eternal light, of unalterable peace." As evidence of Messiaen's idea, among these eight movements are the two "Louanges," or songs of praise (the fifth and eighth), each with a protracted string melody built on top of some pulsing piano chords; each progressing from a bleak mood gently toward an incandescent climax and then vanishing into silence. In Messiaen's own words, the first is marked "infinitely slow," and the second, "tender, ecstatic." Beyond that, music prevails and words fail.

There were many legends about the 1941 première for years. Fortunately, Rebecca Rischin's captivating book entitled For the End of Time: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not only dispels many long-enshrined myths, but also serves as a proper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musician's vision about human destiny and the journey he and the other three musicians went through.

As in the story told by Messiaen, four musicians performed under the most arduous circumstances: they used decrepit instruments, including a three-stringed cello, and won the hearts of 5,000 coldhearted soldiers. In fact, the instruments were inferior but adequate to the task, and the crowd was more like only 300. In the author's telling, the Quartet is less a triumph of individual genius and more a collective creation. Messiaen wrote every note, of course, but the music would never be created without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soners and guards of the Stalag VIIIA.

The author spends only some pages on discussing the actual performance itself. For Rischin, that is not the crucial part of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Instea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emière is based upon the people involved, events surrounding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that concert on the lives of all these people. Rischin's writing relies heavily on interviews with violinist Jean de Boulaire, quartet cellist Etienne Pasquier, relatives of clarinetist Henri Akoka, and Messiaen's wife Yvonne Loriod to construct the story. These authentic accounts not only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n intens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ers and those who were at the event, but also how the music influenced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n, there came the almost angelic figure of Karl-Albert Brüll, a music fanatic guard at Stalag VIIIA. It is eviden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ctions of Brüll, many camp guards and officers who did their best to support the musicians and provide them with objects normally not available to prisoners of war, even to the point of risking their own lives. According to Rischi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help is the high social status traditionally accorded to classical music within German culture and the musicians that composed and performed such works.

Are there any deficiencies in the book? For any book by human hands, the answer is yes. One could easily argue that the author only gives glancing coverage to the performance itself and portrays it as a minor part of the whole story. However, if the readers could catch the actual intent of the author, they would know that this book provides insight into a virtually unknown performance done in a desolate German prisoner-of-war camp and by men who hoped that their music could transcend the world. Most importantly, this piece was composed by a man who viewed the end of time as an escape from history and a leap into eternity.

For the End of Time: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is for both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r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discerning the human spiri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from a story heretofore untold. This book not only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and music histo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also a work to exhibit the everlasting power of one man's vision–for himself and others–beyond the scope of war.

Pela primeira vez publicado em Portugal, A volta ao dia em oitenta mundos, confirma todo o génio criativo de Julio Cortázar, consubstanciado numa nova forma de fazer literatura. Cortázar rompe com o modelo clássico da narrativa e apresenta ao leitor, num único volume, uma colectânea de textos literários que abrange o conto, a poesia, o ensaio, o comentário humorístico e autobiográfico, e que tratam temas tão variados como o boxe, a política, técnicas culinárias, sadismo, Paris, entre outros. Tudo alternado com ilustrações e fotografias escolhidas pelo próprio autor. Uma das obras fundamentais da narrativa mundial, e um livro incontornável deste importante autor.

Sinopse e Ficha Crítica de Leitura

Filho de argentinos, nasceu na embaixada da Argentina em Ixelles, distrito de Bruxelas, na Bélgica, e voltou à sua terra natal aos três anos de idade. Os pais separaram-se entretanto e Júlio Cortázar passou a ser criado pela mãe, uma tia e uma avó. Passou a maior parte da sua infância em Banfield, na Argentina, e não foi, ao que consta, uma criança totalmente feliz, apresentando uma tristeza frequente. Declararia: "Pasé mi infancia en una bruma de duendes, de elfos, con un sentido del espacio y del tiempo diferente al de los demás". Cortázar era uma criança bastante doente e passava muito tempo na cama, lendo livros que sua mãe selecionava. Muitos dos seus contos são autobiográficos, como Bestiario, Final del juego, Los venenos e La Señorita Cora, entre outros.

Formou-se em Letras em 1935, na "Escuela Normal de Profesores Mariano Acosta", com o objectivo de se tornar professores, mas em contrapartida naquela época começou a frequentar o boxe. Em 1938, com uma tiragem de 250 exemplares, editou Presencia, livro de poemas, sob o pseudônimo "Julio Denis". Leccionou em algumas cidades do interior do país, foi professor de literatura n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mas renunciou ao cargo quando Perón assumiu a presidência da Argentina. Empregou-se na Câmara do Livro em Buenos Aires e realizou alguns trabalhos de tradução.

Em 1951, com 37 anos, Cortázar, por não concordar com a ditadura na Argentina, partiu para Paris (França), pois havia recebido uma bolsa do governo francês para ali estudar por dez meses.  Acabou por se instalar definitivamente. Trabalhou durante muitos anos como tradutor da Unesco e viveria em Paris até à sua morte. Teve uma relação de amizade com os artistas argentinos Julio Silva e Luis Tomasello, com os quais realizaria vários projectos conjuntos. Politicamente, o autor também foi um mistério, devido à fragilidade dos rótulos da época, pois, para a CIA, tratava-se de um perigoso esquerdista a soldo da KGB, enquanto esta o considerava um agente do imperialismo a soldo da CIA e perigoso agitador anti-soviético, já que denunciava as prisões em Moscovo dos chamados dissidentes.

Cortázar casou com Aurora Bernárdez en 1953, uma tradutora argentina. Viviam em París, sob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difíceis quando  surgiu a oportunidade de traduzir toda a obra completa, em prosa, de Edgar Allan Poe para a 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Esse trabalho foi considerado pelos críticos como a melhor tradução da obra do escritor.

Em 1963 visitou Cuba enviado pela Casa de las Américas, para ser jurado em um concurso. Foi a época de maiorcomprometimento e fascínio pela política. No mesmo ano teve um livro traduzido para o inglês. Em 1962, lança Historias de Cronopios y Famas, e o ano de 1963 marcou o lançamento de Rayuela, que foi o seu maior sucesso e teve cinco mil cópias vendidas logo no ano de estreia. Em 1959 saiu o volume Final del Juego. Seu artigo Para Llegar a Lezama Lima foi publicado na revista "Union", em Havana. Depois desses anos, Cortázar se comprometeu politicamente na libertação da América Latina dos regimes ditatoriais.

Em novembro de 1970 viaja ao Chile, onde se solidarizou com o governo de Salvador Allende. Em 1971, foi "excomungado" por Fidel Castro, assim como outros escritores, por pedir informações sobre o desaparecimento do poeta Heberto Padilla. Apesar da sua desilusão com a atitude de Castro, continuou acompanhando a situação política da América Latina.

Em 1973, recebeu o Prémio Médicis pelo seu Libro de Manuel e destinou os seus direitos à ajuda dos presos políticos na Argentina. Em 1974, foi membro do Tribunal Bertrand Russell II, reunido em Roma para examinar a situação política na América Latina, en particular as violações dos Direitos Humanos.

Faleceu em Paris a 12 de fevereiro de 1984, com 69 anos. 

Pela primeira vez publicado em Portugal, A volta ao dia em oitenta mundos, confirma todo o génio criativo de Julio Cortázar, consubstanciado numa nova forma de fazer literatura. Cortázar rompe com o modelo clássico da narrativa e apresenta ao leitor, num único volume, uma colectânea de textos literários que abrange o conto, a poesia, o ensaio, o comentário humorístico e autobiográfico, e que tratam temas tão variados como o boxe, a política, técnicas culinárias, sadismo, Paris, entre outros. Tudo alternado com ilustrações e fotografias escolhidas pelo próprio autor. Uma das obras fundamentais da narrativa mundial, e um livro incontornável deste importante au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