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导演塔伦天奴曾经在一个访问提过，他拍电影的创作方向，是他在读完一篇关于尚卢高达一齣电影的影评后，顿悟出来的。

那影评，是关于电影《法外之徒》的。影评人说，《法外之徒》就像是一个疯了的法国影痴用美国侦探小说作骨架拍的电影，导演聚焦的，却不是那小说故事，而是小说内行与行之间的诗意。懂电影的相信都听过Film Noir这个词语吧！Film Noir中译为黑色电影，指风格晦暗、愤世嫉俗、视觉风格充满抑压、以低光源照明、善恶交织、带梦幻感的黑白侦探片。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如果美国侦探小说没有从传统推理派过渡到冷硬派（Hard-Boiled）的话，相信，Film Noir这电影类型，根本就不会出现。传统派侦探小说以解谜为主要方向，侦探与读者身处于同一处境，阅读时，读者会有一种“有一个聪明能干的侦探正跟我一起查案”的感觉，文笔具逻辑性，文学性不高。为了方便读者可以知道谜团怎样被解开，小说内总安排了一个没甚么缺点、精明能干的侦探为读者解剖真相。

冷硬派呢，则是反传统、不大着重解谜推理部分的，故事中，侦探大多处于身不由己、被迫追寻真相的处境，他们不像传统派小说的侦探般精明能干、着重逻辑。反之，这些侦探大都有性格缺陷，沉迷酒精、毒品、女人、赌博的，都十分常见。

可是呢，就正正是因为这些冷硬派的侦探们在小说内无遮无掩的表白，以及小说中大量有关人性黑暗残酷一面的描写，令冷硬派的小说比传统派侦探小说更具文学性。这些年来，以冷硬派风格写成的电影、电视剧，不计其数。

村上春树及保罗·奥斯特，是这20年来，最成功地把纯文学推进主流领域的两位作家。他们的成功，明眼人都应该看出，绝对归功于他们那些汇合冷硬派小说的叙事方式，把本来文学味极重的主题层层推进的技巧。

在访问中，村上及保罗·奥斯特都曾经提过，他们深受冷硬派重要作家雷蒙·钱德勒影响。读过奥斯特小说的都应该看得出，他受另一位冷硬派重要作家达许·汉密特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以冷硬派的叙事方式把超现实、文学味极重的故事推进，就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重要特色。

如果说，村上及奥斯特的作品是以“侦探为骨架的存在主义文学小说”、“后设文学侦探小说”的话，以下介绍的这本《追想五断章》可以说是一本“毫无文学意图，但充满文学意象的侦探小说”。

故事说的，是一名在旧书店工作、家道中落的大学失学生被一名女子委託，寻找他父亲生前，分别在五本小众文学杂志刊登出来的短篇小说。女子期望，可以藉着这五篇小说，令她对去世的父亲有更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她渴望知道，父亲在她四岁那年，究竟有没有杀了她的母亲。

这小说的作者米泽穗信，在日本被誉为是专写“日常推理小说”的作家。日本推理小说类型分类极广，所谓日常推理小说，即是以解决生活遇上的谜团为主题的推理小说。

说这本《追想五断章》没文学意图，是因为阅读时，你可以看到，作者只打算用最平白的语言、节奏、剪接把这个故事说完。字里行间感受不到作者有一丝想把心胸内感受一下子倾泻出来的文学冲动。

可是呢，由于故事本身就令人充满文学想像，当中，男主角努力为女主角找回来，结局永远留白的故事，也不得不令人想起波赫士那些令人沉思的迷宫小说。读着读着，令人不禁把这小说，跟村上与奥斯特的长篇小说比较起来。这小说的叙事方式平实，不会像读村上与奥斯特的小说般，令人轻易进入高度感性、轻微恍惚的状态，但阅读时，会令人想到法国新小说派（Nouveau Roman）那些拒绝用感情色彩浓厚形容词、反对隐喻、简洁俐落的写作风格。

把主流的东西加注诗意的作品，我们在塔伦天奴、法国新浪潮电影内、爵士乐中看过听过很多了！把原本诗意的反转，写成一本主流的推理小说的则非常少见。不肯定村上与奥斯特的书迷会否喜欢这小说，肯定的是，若果你是那种喜爱看文学作家纪录片，喜欢把作家的生平与文字对照的读者，这一本小说，你一定会读得津津有味。

谈到开书店，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好辛苦啊”。然，这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话语，背后或许藏着一种微妙的刻板印象：那是对理想性过高的职业，所抱持的悲剧期待；其溢于言表的感佩，甚至可能挟带着某种上对下的怜悯。

因此，每次阅读以书店为题的报导，我总忐忑不安，深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那些只讨论理想与辛苦，只拍摄美丽照片，却忽略经营书店是一项专业的内容，给炸得惨兮兮；而这些作品往往便是促成一般民众对书店产生悲剧性刻板印象的帮兇。

幸好，吉井忍的《东京本屋纪事》并不来这一套。华文书写流利顺畅的她，一开始为了北京的杂志社写稿，介绍日本的书店。但后来深感一次性採访的不足，于是每次回日本便找机会补访，与经营者有更深刻的交流，累积了六年，才终于完成这一本内容超过十数万字的採访专书。

吉井忍以亲切口吻，不煽情的叙事，介绍了十一间书店（其中并非都是独立书店）以及一间独立出版社。这一本书的层次也很好，先有她自身对于某书店的长篇观察，之后才进入对谈形式的访谈逐字稿。在文字之间，可以看见她下笔时的“节制”，而这不流于煽情俗套的特质，是我对这一本书最高的评价。

除了介绍书店的故事，吉井忍花了更多篇幅研究书店专业与知识，也得到经营者的侃侃而谈，诸如“如何编辑书架”、“如何以书策展”、“如何行销书店”、“如何维持获利”、“新书与二手书获利比”等；最令读者惊喜的，或许是她记录了经营者幽微的心境，例如一位书店老闆讨论了自己是否应该贩售杀人犯着作的专书，及其所经歷的道德选择。

身为出版人以及刚入行的书店经营者，《东京本屋纪事》对我来说，并不只是一本好看的人情故事集，在某种层面上，我会把它定义为一本探讨产业创新的趋势之书。因为当我们永远以戴上粉红色滤镜的视角看待书这一门专业，我们将永远无法抵达其核心，去讨论一整个产业的未来归属。

若以玛丽•雪莱于1818年发表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又译作《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幻小说”的起点来算，中国的科幻小说起步其实亦不算迟──二十世纪初，在梁启超、鲁迅等大家陆续将西方科幻小说作品译介进中国后，1904年，“荒江钓叟”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大概算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了。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却可谓来路崎岖、一波三折。事实上，若认真剖析中国科幻文学史，亦可窥探中国近现代文学、科技、政治的发展流变轨迹，令“科幻小说”亦仿如某种“风向标”，来衡度一个社会在科技、人文、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与水平，亦正因此，中国科幻创作至今仍未成气候的尴尬局面，难免令不少国人为之焦虑不已。

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科幻小说《三体》摘下被誉为科幻界“奥斯卡”的雨果奖（Hugo Award）“最佳长篇小说奖”。一不离二，去年内地“八零后” 作家郝景芳凭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夺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不但展现了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实力，也引发了以往对中国科幻颇为陌生的读者们倍感好奇。

郝景芳的最新科幻小说集《孤独深处》收录了她于2010至2016年间发表的科幻小说，此次趁“获奖效应”集结出版，其关注焦点自然是夺奖之作《北京折叠》──故事讲述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赚多些钱送女儿上一所好点的幼儿园，冒险“偷渡”，穿梭于第一与第二空间送信……《北》虽只是约两万字篇幅的小故事，但其想像力却恢宏庞大：在故事里，未来北京城的空间被分成三层、时间被划分为两半：第一空间生活着约五百万上流社会的权贵精英，他（她）们可以享用从每天清晨六点到次日清晨六点的二十四小时，当他们休息之后，时间、空间开始翻转，剩余的二十四小时则分别归于另外两个空间，包括容纳两千五百万人的第二空间，以及五千万人的第三空间（此二空间亦是中产和底层社会之隐喻）。

小说对“第三空间”（即象徵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的描写，想必曾踏足内地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步行街上挤满了刚刚下班的人。拥挤的男人女人围着小摊子挑土特产，大声讨价还价。食客围着塑胶桌子，埋头在酸辣粉的热气腾腾中，饿虎扑食一般，白色蒸汽遮住了脸。油炸的香味弥漫。货摊上的酸枣和核桃堆成山，腊肉在头顶摇摆。这个点是全天最热闹的时间……人们都赶过来吃一顿饱饭……”而精英权贵们居住的“第一空间”，则是“太阳缓缓升起，天边是深远而纯净的蓝……他站在街道中央。路的两旁是高大树木和大片草坪。他环视四周，目力所及，远远近近都没有一座高楼。他迷惑了，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了第一空间……”所谓：未来即当下，科幻即现实。其实大家并不需要太多想像力，亦不难推断出这两段关于“未来北京”的描述，只是今天中国城市“豪宅区”与“平民区”的对照而已。

虽然郝景芳和刘慈欣同样出自理工背景，但两者的创作路向却代表了今天中国科幻的两条不同路径：相较更偏“硬科幻”的刘慈欣，郝景芳则偏于“软科幻”，她将“科幻小说”作为观察社会、剖析人性的视角与工具，在“未来世界”的包装之下，讨论“今日世界”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孤独深处》里的另一篇〈最后一个勇敢的人〉，她以“复制人”为切入点，探讨一个在今日中国仍算是颇敏感的议题──“关于真实歷史的保留与承传”：作品从逃亡者斯杰47到被劫持的潘诺32，以及存活下来的潘诺33、34、35，讲述了一个如何逃脱封杀、保持记忆的曲折离奇故事，虽以“科幻”为包装，但读者应不难解读蕴含于文本脉络之中的政治隐喻。

展读郝景芳的小说，或许你会觉得她的文学笔法、叙事技巧算不上令人惊艷折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作品中那种“中国式”的奇诡想像，以及在议题探讨方面“暗度陈仓”的勇气，将当下中国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问题，融入“科幻小说”的文学故事，再以“透过未来折射当下”的方式重新讲述出来，引发读者们的掩卷沉思和深刻反省。

去年有机会在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灿烂时光书店观看一部来自澳门的短篇录像作品。张健文的《小说无用》片长三十一分钟，在影片播映期间众多一闪而过，让人捉摸不住，来不及思考的文字、声音及影像中，有一段话深深地触动着我：“故乡不只需要靠眼睛去观看，靠舌头去品尝，靠鼻子去嗅闻；在我身上，故乡还必须靠耳朵去倾听。”对于赴台就学多年的我，“故乡”确实不再只是固定在某国某地的物理空间，而是偶尔可以被特定的感性体验给呼唤出来的。而《小说无用》为观众带来的几段关于澳门的声音，尤其是香港地下铁列车从上环站开往中环途中的一段“乘客可转乘机场快綫”的广播声响，正正勾起了我在离开澳门前往他处时所产生的对“故乡”的怀念。

“故乡还必须靠耳朵去倾听”这一独特的见解其实出自越裔美籍电影制作人、文学评论家、音乐家及作家郑明河（Trinh T. Minh-ha）在2011年出版的新书《他方，在此处：迁居、逃离与边界记事》（中译本已于2013年发行）。在书中标题为〈远离，家园：衔接的逗号〉的一个章节，郑明河从自身在1970年远离深陷战火的越南移居到美国的离散经验，以声音作为出发点，展开对于“家”或“故乡”的讨论。她指出美国过于寂静又陌生的夜晚有如“永无止境的虚幻停顿”，让她既害怕又焦虑不安。唯有一声划破午夜宁静的街头枪响，让她回忆起家园战事中不绝于耳的砲弹爆裂声、警报尖啸声、伤者哭嚎声、甚至是自己过于紧张的心跳声，才终于“豁然开朗”，知道她又“再度返抵家门”。简言之，伴随着暴力所生的声响，是把身处在美国这一他方的郑明河连结到遥远的故乡的载体。对郑明河来说，家的所在，就是耳朵所能听见的，身体所能感受的。于是“身体所在的土地”即成为了她的土地，“身体所在的国家”就是她的国家。

家在何处？这既是一个从移居外地的游人到饱受战火蹂躏而流离失所的族群所时刻需要面对、解决及交涉的问题，也是郑明河在《他方，在此处》迫切想要处理的政治跟伦理议题。在2017年之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围墙、国境军事化、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份子等字眼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话语。面对美国以一副高压排他的姿态试图筑起高墙，阻碍它所仇视的异邦人跨界流动另觅家园，郑明河的文字，不仅颠覆了“家”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性空间的传统定义；更重要的是，她开放了“家”可以如何被重新想像的可能。“家”可以流变成一段地下铁广播、一声划破宁静的枪响，它是触动身体的事物跟外在环境，也就是郑明河所说的身体的所在，在高墙的内外，在他方也在此处。

在人们为新年许下祝愿的第二天，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噩耗随之而来。他的一生总在观看，尝试跨越各种写作形式的界限，除了艺评家、诗人、画家、剧作家之外，伯格最触目的身份是一位作家。1972年伯格声名大噪，以《观看的方式》揭露绘画及影像世界的视觉危机，同时以小说《G.》先后获得英国布克奖及布莱克纪念奖，我们不妨回顾他在获奬一刻向世界发出的豪情壮语：

“一个小说家不得不着重于个人自身与歷史命运之间的交互作用。当被打压的人民不再选择沈默，而去推倒施压者植根在他们思想上的那面墙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歷史命运，就逐渐变得清晰。所以，当受压者去推倒那些对他们的剥削、去对抗新殖民主义的同时，正正藉着这样集体性的抗争，被奴役者与奴役者的后代之间，双方平等的机会才会再次出现一丝曙光。”*

伯格当时只活了半生，在感言中已为终其一生旗帜鲜明的左翼观点作出定调，而时间亦证明他贯彻始终，在晚年写下极其动人的小说《A致X：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展露出他的视界仍不断在希望与死亡、温柔与安魂之间周旋。小说由47封由药剂师爱妲向维泽尔寄出的信件构成，在一个可能是中东或中美的地域中，维泽尔因“创立恐怖组织罪”被判处两个无期徒期，他在四囹圄之中阅读爱人的信件，并在信背写下在狱中的读书笔记，对资源分配不均、充斥剥削的世界作出私密的宰割，静候反击时机。维泽尔将情人爱妲的信件分别以“生命故事”、“希望”、“家园”为主题归类为三捆，并在第一捆信件上写下：“宇宙类似头脑，而非机器。生命是一则此刻正被诉说的故事。第一真实的就是故事。这是身为一名技工教会我的事。”**

无论在视觉论述抑或小说，刻意打乱章节的顺序是伯格一贯惯用的技巧，读者不会知道哪封信件是故事的开始、哪一封是终结，线性敍事再次失效，而读者，则更专注于爱妲在信中所述的每件日常生活琐碎，每一封与每一封之间的思念，有着同等的重量。

尽管读者无法从文本中得知小说具体的背景、时间、地点，只能隐约感受到一种“鸡蛋与高墙”之间的对立状态，然而伯格的焦点不在“他”有多庞大、有多不可逾越，故事的敍述点立足于“我们”之上：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处理受袭的伤者、如何收集基本食粮、如何煮一杯咖啡、如何谈论生离死别、如何集结成群，心持希望，轻柔与坚定地迎接步步进逼的军队。

爱妲情到浓时所书写的心意扣人心弦，譬如在书信中提及最近读到的诗歌、在收音机听到艾芙拉（Cesaria Evora）的歌曲，有时在文字之间绘画出一只手做出的不同动作的扫描，有时是两手紧紧相握。伯格在小说中，以字以章以诗以画，将一本小说所能承载的维度伸展，扩阔读者感官，甚至让读者产生一种无法将作品作出归类的错觉，类似当代文学领域中的Lyric essay。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爱妲的动机，当你只有一张纸、一支笔，去寄信给一位无法探望、不知能否回信的致爱的时候，表达思念的方法往往超出一封文字书信的规限。爱妲在信中表达的情感，与她每日遇到生活一样，有不少困顿徨惑的时刻，然而伯格告诉我们，愈是无法触及，希望与爱愈发内在。

* 伯格获奖时以英文发言，此处是按其原话翻译。
**《A致X》，吴莉君译，麦田出版。

要为一本我翻译了一年半，前后校对过六次的书写书评，非常难，因为沉浸过久、过深。翻译时的诸种繁琐查证，反覆打磨字句的耗心，让我与它零距离，看不清它的美与恢弘。

《行过地狱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2014年曼布克奖（Man Booker）得奖作品，评审主席A. C. Grayling给它的评语是“有些年，得奖作品非常好，今年的得奖作品是旷世杰作（masterpiece）。”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传世名着《奥之细道》的英文译名，深入内陆，探寻人迹未至之处。《行过地狱之路》也是深入人迹未至之处，探讨二战澳洲战俘被迫做奴工，替日本盖建泰缅铁路。这条铁路绰号为死亡铁路，因粮食不足、恶病缠身、日夜赶工不得休息死在这条铁路上的奴工不计其数。当年被送去盖铁路的澳洲战俘共计九千人，只有三分之二生还，其中一人是作者Richard Flanagan的父亲，战俘编号335。

《行过地狱之路》也探索人心最幽微之处，男主角深陷四角恋爱不可自拔。人生如果是注定必死的战役，爱情是否也是没有尽头的地狱？主角回忆学生时代学几何时，“欧几里得形容线是‘有长而无广’。一条没有广度的线，一个没有意义的生命，一个从生到死的行进。一个通往地狱的旅程。”这形容的是战俘生涯，难道不也是人类无谓的对抗宿命？

因此，爱情故事、战俘故事、日本与韩国战犯故事三条线跳跃叙述交缠，无论是以长达数页的篇幅描写战俘被刑求、战俘被截肢、旅馆房间里的忘我缠绵，或者逃脱死刑的战犯自我合理化战争罪行的心理机转，作者笔下都透露出天地不仁的哀伤宿命色彩，人生来回，只有造物主有权做最后评判。但是我们的男主角明知不可为，还是要持剑向前冲，与风车决斗。因为他说：“抱持幻想，人生才有可能。只抱持现实，人生必定完蛋。”

翻译时，我经常为作者的文采倾倒，譬如日本军官如何解释战争的暴行：“哪个战争不残酷？战争是人造的。战争就是我们。我们的作为。盖铁路可能会让人丧命，但是创造生命不是我的事，我只管盖铁路。进步不需 由“自己的”（własny）和“szczyzna”组成。要自由，自由对进步没用。进步可以奠基在其他事情上。你认为这是不自由。我们叫它魂，国家，天皇。你所谓的残酷。我们管它叫天命。不管有没有我们，这就是未来。”

但是象徵日本魂、奠基在无数战俘尸骨上的泰缅铁路也逃不过自己的死亡，日本战败没多久，它就淹没于荒芜。“到了最后，只有对死亡铁路无知无觉也毫不在乎的郁热、云层、雨水、昆虫、鸟类、动物与植被留存。人只是万物之一，万物皆想生存，生存最高境界就是自由自在：人为人，云为云，竹为竹。”男主角返回平民生活后，成为名医，中年，更莫名被奉为二战英雄、战俘代言人。但是他心中有无法诉说的秘密、有挥之不去的自我质疑，他周旋于情妇之间，他鄙夷自己的公共形象与事实恰如两面，私领域里的罪行被社会集体庇护，人生，难道不是共担罪业？“他想这个世界是如何组织事物的？它让文明社会天天有人犯下足以终身监禁的罪行，大家却视而不见，称这些罪行为时事、政治或者战争。然后他们为生活划出一个与文明无关的区块，称它为私生活。私生活越是冲撞文明就变得越祕密，便觉得自己越自由。其实不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脱离世界，共同生活就是共担罪业。”

因此这是一本探索救赎是否可能的书。它的绝美来自不断向内省视而后绝望的苍凉。

换言之，强调正面能量者勿食。

读南洋台湾姊妹会所着的《餐桌上的家乡》，我不断想起波兰文的“włoszczyzna”这个字。“Włoszczyzna”由“Włochy”和“szczyzna”组成，前者是义大利，后者则是用来表现“所有物、某种存在状态、某种抽象价值”的词尾。当波兰人把地名和这个词尾加在一起，它所能表现的就不只是地理上的区域，也包括在这个区域上的语言、文化、物产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事物。

“Włoszczyzna”在字典上的解释是“义大利文”或“义大利来的蔬菜”。据说，当来自义大利的波纳王后（Bona Sforza）嫁给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时，也把义大利的文艺復兴和义大利的蔬菜如胡萝蔔、欧防风、芹菜根、包心菜带进了波兰。在波兰料理中，这些蔬菜经常用来炖汤，由于使用频繁，商店会将这些蔬菜包成一包，加上洋葱一起出售。

想到波兰，我最常会想起的东西之一就是波兰的清汤，还有超市里一包又一包的“włoszczyzna”。当我在台北的厨房里用胡萝蔔、洋葱、包心菜和肉类炖汤，也觉得自己正用这些食材在餐桌上创造属于我的波兰─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度，就像《餐桌上的家乡》里嫁到台湾的南洋女子们用斑斓糯米丸子、黄姜煎饼、凉拌茶叶、蒸玉米点心在台湾创造属于她们的印尼、越南、缅甸和柬埔寨。

食物和乡愁及记忆的关系，文学的读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从普鲁斯特的玛德莲蛋糕到讲香港饮食的《老爹妈思厨》，都在提醒我们：对故乡的记忆是铭刻在食物之中的，而当人来到了异乡，也会出于本能想要重建故乡的味道。尤其当现实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异乡的家庭及社会又令人没有归属感，这时候，一碗鱼汤或一碟春捲就像熟悉的乡音一样可以发挥很大的安慰作用。

然而，对于这本书的二十五位女主角来说，在异乡重建故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容易。除了食材不易取得，常要用代替品（在台湾的打抛猪就常用九层塔代替打抛叶），有时候吃自己家乡的日常美食还会因为文化差异而被人嫌弃（如虾酱或鸭仔蛋被台湾家人说“好臭！噁心！”）。也许，人们无法接受这些食物，原因正像本书执笔者胡颀所写的：“那不是我们会吃的东西。（…）因为不在饮食体系里，于是人们无从安置，所以不安，所以回头试图在食物身上寻找自己不安的原因。”食物和文化如此，人也是。况且，和食物比起来，人要跨越更高的门槛、更多的法令限制和文化隔阂，才能在异乡找到让自己能安身立命的家乡。

不过，一旦找到（或说，创造出）这样的家乡，并且在上面生根，就不会那么容易失去它。这家乡不属于故乡也不属于异乡，而是移民们用自己的血泪欢笑混合土壤，所创造出来的新天地，可说是移民们的“己乡”（właszczyzna）*。这新的、“自己的家乡”扩张了故乡和异乡的文化版图，连结了两者，让两者都更为丰饶。在《餐桌上的家乡》中，我们看到新住民们用自己家乡的味道丰富了台湾料理（就像波纳王后带来的义大利蔬菜丰富了波兰料理），用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丰富了台湾文化。同时，她们也没忘记自己的故乡，即使现实艰困，却一直想着要为故乡做些甚么，比如透过做菜、教语言、办报纸让故乡的文化在自己身上延伸，并且能传递给他人，或是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故乡以教育帮助有需要的人 ……

因为这些丰富、有苦有酸有甜有辣的生命故事，以及同样丰富的、关于食物、人、国家的文化／社会／歷史／政治背景之描述，再加上吸引人的食谱及照片，让《餐桌上的家乡》不只是一本单纯的食谱书、人物特写或介绍南洋的报导文学。相反地，人、食物和整个大环境的故事就像波兰清汤里的肉、蔬菜和水，各有各的滋味，混合在一起慢火炖煮，就煮出了整体的味道。

煮得好的波兰清汤有一种简单但非常温柔的滋味，令人安心、怀念，又令人有点想哭。我读《餐桌上的家乡》也有类似的感觉，或许这是因为里面的故事很真诚，没有过多的调味，而所有的苦与甜都点到为止，因此能留下余味让读者自己品尝吧。

* 波兰文中没有这个字，它是我创造的，由“自己的”（własny）和“szczyzna”组成。

由廖文辉博士编着，今年初在马来西亚出版的《马来西亚史》，是近年来仅见，从马来西亚国民本位出发，编汇整理，以中文书写的国家通史。马新分家之前，就只有1960年代许云樵的《马来亚史》（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2年陈鸿瑜教授的《马来西亚史》（台湾兰臺出版社），让廖文辉急起直追，编汇了面向马来西亚国民的《马来西亚史》。

既然是国民本位，就不是大中华视角或老旧的华侨观点（即便是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大多已是第三四代了），或华族悲情故事。经过史学训练的编着人，从史前时代说起，至2013年大选，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之歷史事件，获得完整、客观和翔实的呈现。

国民本位对马来西亚人而言，意味着和日益偏重单一种族（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官方论述，特别是教育部的歷史课本纲要强加的诠释和扭曲，进行有力的抗辩，而其策略就是陈述多元角度的史实，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印度文化的影响。《马》书投射的马来西亚歷史，实际上色彩斑斓，多元而丰富，不能不引大马民间水果杂烩“rojak”作为比喻。

此书最珍贵的，或许是马来西亚国民的多元视角了。中文世界读者透过此书看马来西亚，将会看到各族群文化，包括原住民、印度文化、伊斯兰教和华人文化在内，如何在东南亚的的心脏地带碰撞融合，马来土邦和外来殖民者之间的势力消长。无奈的是，在常年种族政治的操作之下，马来西亚国民可能正在逐渐丧失这种多元的关怀视角。

《马》书面市之际，马来西亚对外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一带一路和南向政策的机遇，也面对史无前例的一马发展公司弊案带来的政府信任危机。而以史为鑑，马六甲王朝的衰亡，葡属马六甲的溃败，外来殖民势力的扩张，无不因贪腐、昏庸政权和派系斗争而起。这其实放诸四海皆准。

为何向中文世界推介需要反覆细读的《马来西亚史》呢？若中国房地产商发展商读史，马来半岛就不会是不堪一提，无名的“新加坡旁”，而是圣经曾提及的辉煌的黄金半岛；若中国游客读史，马来西亚的各大小城镇不仅仅是猫山王榴莲和白咖啡，也有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步履；马六甲不仅是关系郑和，和港澳的命运也千丝万缕，而马来西亚人不会简称“马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