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導演塔倫天奴曾經在一個訪問提過，他拍電影的創作方向，是他在讀完一篇關於尚盧高達一齣電影的影評後，頓悟出來的。

那影評，是關於電影《法外之徒》的。影評人說，《法外之徒》就像是一個瘋了的法國影痴用美國偵探小說作骨架拍的電影，導演聚焦的，卻不是那小說故事，而是小說內行與行之間的詩意。懂電影的相信都聽過Film Noir這個詞語吧！Film Noir中譯為黑色電影，指風格晦暗、憤世嫉俗、視覺風格充滿抑壓、以低光源照明、善惡交織、帶夢幻感的黑白偵探片。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如果美國偵探小說沒有從傳統推理派過渡到冷硬派（Hard-Boiled）的話，相信，Film Noir這電影類型，根本就不會出現。傳統派偵探小說以解謎為主要方向，偵探與讀者身處於同一處境，閱讀時，讀者會有一種“有一個聰明能幹的偵探正跟我一起查案”的感覺，文筆具邏輯性，文學性不高。為了方便讀者可以知道謎團怎樣被解開，小說內總安排了一個沒甚麼缺點、精明能幹的偵探為讀者解剖真相。

冷硬派呢，則是反傳統、不大着重解謎推理部分的，故事中，偵探大多處於身不由己、被迫追尋真相的處境，他們不像傳統派小說的偵探般精明能幹、着重邏輯。反之，這些偵探大都有性格缺陷，沉迷酒精、毒品、女人、賭博的，都十分常見。

可是呢，就正正是因為這些冷硬派的偵探們在小說內無遮無掩的表白，以及小說中大量有關人性黑暗殘酷一面的描寫，令冷硬派的小說比傳統派偵探小說更具文學性。這些年來，以冷硬派風格寫成的電影、電視劇，不計其數。

村上春樹及保羅·奧斯特，是這20年來，最成功地把純文學推進主流領域的兩位作家。他們的成功，明眼人都應該看出，絕對歸功於他們那些匯合冷硬派小說的敘事方式，把本來文學味極重的主題層層推進的技巧。

在訪問中，村上及保羅·奧斯特都曾經提過，他們深受冷硬派重要作家雷蒙·錢德勒影響。讀過奧斯特小說的都應該看得出，他受另一位冷硬派重要作家達許·漢密特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以冷硬派的敘事方式把超現實、文學味極重的故事推進，就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品的重要特色。

如果說，村上及奧斯特的作品是以“偵探為骨架的存在主義文學小說”、“後設文學偵探小說”的話，以下介紹的這本《追想五斷章》可以說是一本“毫無文學意圖，但充滿文學意象的偵探小說”。

故事說的，是一名在舊書店工作、家道中落的大學失學生被一名女子委託，尋找他父親生前，分別在五本小眾文學雜誌刊登出來的短篇小說。女子期望，可以藉着這五篇小說，令她對去世的父親有更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她渴望知道，父親在她四歲那年，究竟有沒有殺了她的母親。

這小說的作者米澤穗信，在日本被譽為是專寫“日常推理小說”的作家。日本推理小說類型分類極廣，所謂日常推理小說，即是以解決生活遇上的謎團為主題的推理小說。

說這本《追想五斷章》沒文學意圖，是因為閱讀時，你可以看到，作者只打算用最平白的語言、節奏、剪接把這個故事說完。字裏行間感受不到作者有一絲想把心胸內感受一下子傾瀉出來的文學衝動。

可是呢，由於故事本身就令人充滿文學想像，當中，男主角努力為女主角找回來，結局永遠留白的故事，也不得不令人想起波赫士那些令人沉思的迷宮小說。讀着讀着，令人不禁把這小說，跟村上與奧斯特的長篇小說比較起來。這小說的敘事方式平實，不會像讀村上與奧斯特的小說般，令人輕易進入高度感性、輕微恍惚的狀態，但閱讀時，會令人想到法國新小說派（Nouveau Roman）那些拒絕用感情色彩濃厚形容詞、反對隱喻、簡潔俐落的寫作風格。

把主流的東西加注詩意的作品，我們在塔倫天奴、法國新浪潮電影內、爵士樂中看過聽過很多了！把原本詩意的反轉，寫成一本主流的推理小說的則非常少見。不肯定村上與奧斯特的書迷會否喜歡這小說，肯定的是，若果你是那種喜愛看文學作家紀錄片，喜歡把作家的生平與文字對照的讀者，這一本小說，你一定會讀得津津有味。

談到開書店，許多人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好辛苦啊”。然，這不經意脫口而出的話語，背後或許藏着一種微妙的刻板印象：那是對理想性過高的職業，所抱持的悲劇期待；其溢於言表的感佩，甚至可能挾帶着某種上對下的憐憫。

因此，每次閱讀以書店為題的報導，我總忐忑不安，深怕一不小心，就會被那些只討論理想與辛苦，只拍攝美麗照片，卻忽略經營書店是一項專業的內容，給炸得慘兮兮；而這些作品往往便是促成一般民眾對書店產生悲劇性刻板印象的幫兇。

幸好，吉井忍的《東京本屋紀事》並不來這一套。華文書寫流利順暢的她，一開始為了北京的雜誌社寫稿，介紹日本的書店。但後來深感一次性採訪的不足，於是每次回日本便找機會補訪，與經營者有更深刻的交流，累積了六年，才終於完成這一本內容超過十數萬字的採訪專書。

吉井忍以親切口吻，不煽情的敘事，介紹了十一間書店（其中並非都是獨立書店）以及一間獨立出版社。這一本書的層次也很好，先有她自身對於某書店的長篇觀察，之後才進入對談形式的訪談逐字稿。在文字之間，可以看見她下筆時的“節制”，而這不流於煽情俗套的特質，是我對這一本書最高的評價。

除了介紹書店的故事，吉井忍花了更多篇幅研究書店專業與知識，也得到經營者的侃侃而談，諸如“如何編輯書架”、“如何以書策展”、“如何行銷書店”、“如何維持獲利”、“新書與二手書獲利比”等；最令讀者驚喜的，或許是她記錄了經營者幽微的心境，例如一位書店老闆討論了自己是否應該販售殺人犯著作的專書，及其所經歷的道德選擇。

身為出版人以及剛入行的書店經營者，《東京本屋紀事》對我來說，並不只是一本好看的人情故事集，在某種層面上，我會把它定義為一本探討產業創新的趨勢之書。因為當我們永遠以戴上粉紅色濾鏡的視角看待書這一門專業，我們將永遠無法抵達其核心，去討論一整個產業的未來歸屬。

若以瑪麗•雪萊於1818年發表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又譯作《弗蘭肯斯坦》）作為“科幻小說”的起點來算，中國的科幻小說起步其實亦不算遲──二十世紀初，在梁啟超、魯迅等大家陸續將西方科幻小說作品譯介進中國後，1904年，“荒江釣叟”發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大概算是有史可查的、中國最早的原創科幻小說了。但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卻可謂來路崎嶇、一波三折。事實上，若認真剖析中國科幻文學史，亦可窺探中國近現代文學、科技、政治的發展流變軌跡，令“科幻小說”亦仿如某種“風向標”，來衡度一個社會在科技、人文、文化、道德等各個領域的綜合實力與水平，亦正因此，中國科幻創作至今仍未成氣候的尷尬局面，難免令不少國人為之焦慮不已。

2015年，中國作家劉慈欣憑科幻小說《三體》摘下被譽為科幻界“奧斯卡”的雨果獎（Hugo Award）“最佳長篇小說獎”。一不離二，去年內地“八零後” 作家郝景芳憑科幻小說《北京折疊》再奪雨果獎“中短篇小說獎”，不但展現了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的實力，也引發了以往對中國科幻頗為陌生的讀者們倍感好奇。

郝景芳的最新科幻小說集《孤獨深處》收錄了她於2010至2016年間發表的科幻小說，此次趁“獲獎效應”集結出版，其關注焦點自然是奪獎之作《北京折疊》──故事講述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垃圾工“老刀”，為了賺多些錢送女兒上一所好點的幼兒園，冒險“偷渡”，穿梭於第一與第二空間送信……《北》雖只是約兩萬字篇幅的小故事，但其想像力卻恢宏龐大：在故事裏，未來北京城的空間被分成三層、時間被劃分為兩半：第一空間生活着約五百萬上流社會的權貴精英，他（她）們可以享用從每天清晨六點到次日清晨六點的二十四小時，當他們休息之後，時間、空間開始翻轉，剩餘的二十四小時則分別歸於另外兩個空間，包括容納兩千五百萬人的第二空間，以及五千萬人的第三空間（此二空間亦是中產和底層社會之隱喻）。

小說對“第三空間”（即象徵底層民眾的生活空間）的描寫，想必曾踏足內地的讀者一定不會陌生：“……步行街上擠滿了剛剛下班的人。擁擠的男人女人圍着小攤子挑土特產，大聲討價還價。食客圍着塑膠桌子，埋頭在酸辣粉的熱氣騰騰中，餓虎撲食一般，白色蒸汽遮住了臉。油炸的香味彌漫。貨攤上的酸棗和核桃堆成山，臘肉在頭頂搖擺。這個點是全天最熱鬧的時間……人們都趕過來吃一頓飽飯……”而精英權貴們居住的“第一空間”，則是“太陽緩緩升起，天邊是深遠而純淨的藍……他站在街道中央。路的兩旁是高大樹木和大片草坪。他環視四周，目力所及，遠遠近近都沒有一座高樓。他迷惑了，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了第一空間……”所謂：未來即當下，科幻即現實。其實大家並不需要太多想像力，亦不難推斷出這兩段關於“未來北京”的描述，只是今天中國城市“豪宅區”與“平民區”的對照而已。

雖然郝景芳和劉慈欣同樣出自理工背景，但兩者的創作路向卻代表了今天中國科幻的兩條不同路徑：相較更偏“硬科幻”的劉慈欣，郝景芳則偏於“軟科幻”，她將“科幻小說”作為觀察社會、剖析人性的視角與工具，在“未來世界”的包裝之下，討論“今日世界”的各種現實問題。比如《孤獨深處》裏的另一篇〈最後一個勇敢的人〉，她以“複製人”為切入點，探討一個在今日中國仍算是頗敏感的議題──“關於真實歷史的保留與承傳”：作品從逃亡者斯傑47到被劫持的潘諾32，以及存活下來的潘諾33、34、35，講述了一個如何逃脫封殺、保持記憶的曲折離奇故事，雖以“科幻”為包裝，但讀者應不難解讀蘊含於文本脈絡之中的政治隱喻。

展讀郝景芳的小說，或許你會覺得她的文學筆法、敘事技巧算不上令人驚艷折服，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她作品中那種“中國式”的奇詭想像，以及在議題探討方面“暗度陳倉”的勇氣，將當下中國社會種種光怪陸離的問題，融入“科幻小說”的文學故事，再以“透過未來折射當下”的方式重新講述出來，引發讀者們的掩卷沉思和深刻反省。

去年有機會在位於台灣新北市的燦爛時光書店觀看一部來自澳門的短篇錄像作品。張健文的《小說無用》片長三十一分鐘，在影片播映期間眾多一閃而過，讓人捉摸不住，來不及思考的文字、聲音及影像中，有一段話深深地觸動着我：“故鄉不只需要靠眼睛去觀看，靠舌頭去品嚐，靠鼻子去嗅聞；在我身上，故鄉還必須靠耳朵去傾聽。”對於赴台就學多年的我，“故鄉”確實不再只是固定在某國某地的物理空間，而是偶爾可以被特定的感性體驗給呼喚出來的。而《小說無用》為觀眾帶來的幾段關於澳門的聲音，尤其是香港地下鐵列車從上環站開往中環途中的一段“乘客可轉乘機場快綫”的廣播聲響，正正勾起了我在離開澳門前往他處時所產生的對“故鄉”的懷念。

“故鄉還必須靠耳朵去傾聽”這一獨特的見解其實出自越裔美籍電影製作人、文學評論家、音樂家及作家鄭明河（Trinh T. Minh-ha）在2011年出版的新書《他方，在此處：遷居、逃離與邊界記事》（中譯本已於2013年發行）。在書中標題為〈遠離，家園：銜接的逗號〉的一個章節，鄭明河從自身在1970年遠離深陷戰火的越南移居到美國的離散經驗，以聲音作為出發點，展開對於“家”或“故鄉”的討論。她指出美國過於寂靜又陌生的夜晚有如“永無止境的虛幻停頓”，讓她既害怕又焦慮不安。唯有一聲劃破午夜寧靜的街頭槍響，讓她回憶起家園戰事中不絕於耳的砲彈爆裂聲、警報尖嘯聲、傷者哭嚎聲、甚至是自己過於緊張的心跳聲，才終於“豁然開朗”，知道她又“再度返抵家門”。簡言之，伴隨着暴力所生的聲響，是把身處在美國這一他方的鄭明河連結到遙遠的故鄉的載體。對鄭明河來說，家的所在，就是耳朵所能聽見的，身體所能感受的。於是“身體所在的土地”即成為了她的土地，“身體所在的國家”就是她的國家。

家在何處？這既是一個從移居外地的遊人到飽受戰火蹂躪而流離失所的族群所時刻需要面對、解決及交涉的問題，也是鄭明河在《他方，在此處》迫切想要處理的政治跟倫理議題。在2017年之始，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圍牆、國境軍事化、非法移民、恐怖主義份子等字眼逐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過的話語。面對美國以一副高壓排他的姿態試圖築起高牆，阻礙它所仇視的異邦人跨界流動另覓家園，鄭明河的文字，不僅顛覆了“家”作為一個固定不變的封閉性空間的傳統定義；更重要的是，她開放了“家”可以如何被重新想像的可能。“家”可以流變成一段地下鐵廣播、一聲劃破寧靜的槍響，它是觸動身體的事物跟外在環境，也就是鄭明河所說的身體的所在，在高牆的內外，在他方也在此處。

在人們為新年許下祝願的第二天，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噩耗隨之而來。他的一生總在觀看，嘗試跨越各種寫作形式的界限，除了藝評家、詩人、畫家、劇作家之外，伯格最觸目的身份是一位作家。1972年伯格聲名大噪，以《觀看的方式》揭露繪畫及影像世界的視覺危機，同時以小說《G.》先後獲得英國布克獎及布萊克紀念獎，我們不妨回顧他在獲奬一刻向世界發出的豪情壯語：

“一個小說家不得不着重於個人自身與歷史命運之間的交互作用。當被打壓的人民不再選擇沈默，而去推倒施壓者植根在他們思想上的那面牆時，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命運，就逐漸變得清晰。所以，當受壓者去推倒那些對他們的剝削、去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同時，正正藉着這樣集體性的抗爭，被奴役者與奴役者的後代之間，雙方平等的機會才會再次出現一絲曙光。”*

伯格當時只活了半生，在感言中已為終其一生旗幟鮮明的左翼觀點作出定調，而時間亦證明他貫徹始終，在晚年寫下極其動人的小說《A致X：給獄中情人的溫柔書簡》，展露出他的視界仍不斷在希望與死亡、溫柔與安魂之間周旋。小說由47封由藥劑師愛妲向維澤爾寄出的信件構成，在一個可能是中東或中美的地域中，維澤爾因“創立恐怖組織罪”被判處兩個無期徒期，他在四囹圄之中閱讀愛人的信件，並在信背寫下在獄中的讀書筆記，對資源分配不均、充斥剝削的世界作出私密的宰割，靜候反擊時機。維澤爾將情人愛妲的信件分別以“生命故事”、“希望”、“家園”為主題歸類為三捆，並在第一捆信件上寫下：“宇宙類似頭腦，而非機器。生命是一則此刻正被訴說的故事。第一真實的就是故事。這是身為一名技工教會我的事。”**

無論在視覺論述抑或小說，刻意打亂章節的順序是伯格一貫慣用的技巧，讀者不會知道哪封信件是故事的開始、哪一封是終結，線性敍事再次失效，而讀者，則更專注於愛妲在信中所述的每件日常生活瑣碎，每一封與每一封之間的思念，有着同等的重量。

儘管讀者無法從文本中得知小說具體的背景、時間、地點，只能隱約感受到一種“雞蛋與高牆”之間的對立狀態，然而伯格的焦點不在“他”有多龐大、有多不可逾越，故事的敍述點立足於“我們”之上：我們如何生活、如何處理受襲的傷者、如何收集基本食糧、如何煮一杯咖啡、如何談論生離死別、如何集結成群，心持希望，輕柔與堅定地迎接步步進逼的軍隊。

愛妲情到濃時所書寫的心意扣人心弦，譬如在書信中提及最近讀到的詩歌、在收音機聽到艾芙拉（Cesaria Evora）的歌曲，有時在文字之間繪畫出一隻手做出的不同動作的掃描，有時是兩手緊緊相握。伯格在小說中，以字以章以詩以畫，將一本小說所能承載的維度伸展，擴闊讀者感官，甚至讓讀者產生一種無法將作品作出歸類的錯覺，類似當代文學領域中的Lyric essay。

其實我們不難理解愛妲的動機，當你只有一張紙、一支筆，去寄信給一位無法探望、不知能否回信的致愛的時候，表達思念的方法往往超出一封文字書信的規限。愛妲在信中表達的情感，與她每日遇到生活一樣，有不少困頓徨惑的時刻，然而伯格告訴我們，愈是無法觸及，希望與愛愈發內在。

* 伯格獲獎時以英文發言，此處是按其原話翻譯。
**《A致X》，吳莉君譯，麥田出版。

要為一本我翻譯了一年半，前後校對過六次的書寫書評，非常難，因為沉浸過久、過深。翻譯時的諸種繁瑣查證，反覆打磨字句的耗心，讓我與它零距離，看不清它的美與恢弘。

《行過地獄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2014年曼布克獎（Man Booker）得獎作品，評審主席A. C. Grayling給它的評語是“有些年，得獎作品非常好，今年的得獎作品是曠世傑作（masterpiece）。”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日本俳句大師松尾芭蕉傳世名著《奧之細道》的英文譯名，深入內陸，探尋人跡未至之處。《行過地獄之路》也是深入人跡未至之處，探討二戰澳洲戰俘被迫做奴工，替日本蓋建泰緬鐵路。這條鐵路綽號為死亡鐵路，因糧食不足、惡病纏身、日夜趕工不得休息死在這條鐵路上的奴工不計其數。當年被送去蓋鐵路的澳洲戰俘共計九千人，只有三分之二生還，其中一人是作者Richard Flanagan的父親，戰俘編號335。

《行過地獄之路》也探索人心最幽微之處，男主角深陷四角戀愛不可自拔。人生如果是注定必死的戰役，愛情是否也是沒有盡頭的地獄？主角回憶學生時代學幾何時，“歐幾里得形容線是‘有長而無廣’。一條沒有廣度的線，一個沒有意義的生命，一個從生到死的行進。一個通往地獄的旅程。”這形容的是戰俘生涯，難道不也是人類無謂的對抗宿命？

因此，愛情故事、戰俘故事、日本與韓國戰犯故事三條線跳躍敘述交纏，無論是以長達數頁的篇幅描寫戰俘被刑求、戰俘被截肢、旅館房間裏的忘我纏綿，或者逃脫死刑的戰犯自我合理化戰爭罪行的心理機轉，作者筆下都透露出天地不仁的哀傷宿命色彩，人生來回，只有造物主有權做最後評判。但是我們的男主角明知不可為，還是要持劍向前衝，與風車決鬥。因為他說：“抱持幻想，人生才有可能。只抱持現實，人生必定完蛋。”

翻譯時，我經常為作者的文采傾倒，譬如日本軍官如何解釋戰爭的暴行：“哪個戰爭不殘酷？戰爭是人造的。戰爭就是我們。我們的作為。蓋鐵路可能會讓人喪命，但是創造生命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蓋鐵路。進步不需 由“自己的”（własny）和“szczyzna”組成。要自由，自由對進步沒用。進步可以奠基在其他事情上。你認為這是不自由。我們叫它魂，國家，天皇。你所謂的殘酷。我們管它叫天命。不管有沒有我們，這就是未來。”

但是象徵日本魂、奠基在無數戰俘屍骨上的泰緬鐵路也逃不過自己的死亡，日本戰敗沒多久，它就淹沒於荒蕪。“到了最後，只有對死亡鐵路無知無覺也毫不在乎的鬱熱、雲層、雨水、昆蟲、鳥類、動物與植被留存。人只是萬物之一，萬物皆想生存，生存最高境界就是自由自在：人為人，雲為雲，竹為竹。”男主角返回平民生活後，成為名醫，中年，更莫名被奉為二戰英雄、戰俘代言人。但是他心中有無法訴說的秘密、有揮之不去的自我質疑，他周旋於情婦之間，他鄙夷自己的公共形象與事實恰如兩面，私領域裏的罪行被社會集體庇護，人生，難道不是共擔罪業？“他想這個世界是如何組織事物的？它讓文明社會天天有人犯下足以終身監禁的罪行，大家卻視而不見，稱這些罪行為時事、政治或者戰爭。然後他們為生活劃出一個與文明無關的區塊，稱它為私生活。私生活越是衝撞文明就變得越祕密，便覺得自己越自由。其實不是。一個人永遠不可能脫離世界，共同生活就是共擔罪業。”

因此這是一本探索救贖是否可能的書。它的絕美來自不斷向內省視而後絕望的蒼涼。

換言之，強調正面能量者勿食。

讀南洋台灣姊妹會所著的《餐桌上的家鄉》，我不斷想起波蘭文的“włoszczyzna”這個字。“Włoszczyzna”由“Włochy”和“szczyzna”組成，前者是義大利，後者則是用來表現“所有物、某種存在狀態、某種抽象價值”的詞尾。當波蘭人把地名和這個詞尾加在一起，它所能表現的就不只是地理上的區域，也包括在這個區域上的語言、文化、物產以及所有與其相關的事物。

“Włoszczyzna”在字典上的解釋是“義大利文”或“義大利來的蔬菜”。據說，當來自義大利的波納王后（Bona Sforza）嫁給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一世時，也把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義大利的蔬菜如胡蘿蔔、歐防風、芹菜根、包心菜帶進了波蘭。在波蘭料理中，這些蔬菜經常用來燉湯，由於使用頻繁，商店會將這些蔬菜包成一包，加上洋蔥一起出售。

想到波蘭，我最常會想起的東西之一就是波蘭的清湯，還有超市裏一包又一包的“włoszczyzna”。當我在台北的廚房裏用胡蘿蔔、洋蔥、包心菜和肉類燉湯，也覺得自己正用這些食材在餐桌上創造屬於我的波蘭─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真正的國度，就像《餐桌上的家鄉》裏嫁到台灣的南洋女子們用斑斕糯米丸子、黃薑煎餅、涼拌茶葉、蒸玉米點心在台灣創造屬於她們的印尼、越南、緬甸和柬埔寨。

食物和鄉愁及記憶的關係，文學的讀者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從普魯斯特的瑪德蓮蛋糕到講香港飲食的《老爹媽思廚》，都在提醒我們：對故鄉的記憶是銘刻在食物之中的，而當人來到了異鄉，也會出於本能想要重建故鄉的味道。尤其當現實生活壓得人喘不過氣，異鄉的家庭及社會又令人沒有歸屬感，這時候，一碗魚湯或一碟春捲就像熟悉的鄉音一樣可以發揮很大的安慰作用。

然而，對於這本書的二十五位女主角來說，在異鄉重建故鄉的味道並不是那麼容易。除了食材不易取得，常要用代替品（在台灣的打拋豬就常用九層塔代替打拋葉），有時候吃自己家鄉的日常美食還會因為文化差異而被人嫌棄（如蝦醬或鴨仔蛋被台灣家人說“好臭！噁心！”）。也許，人們無法接受這些食物，原因正像本書執筆者胡頎所寫的：“那不是我們會吃的東西。（…）因為不在飲食體系裏，於是人們無從安置，所以不安，所以回頭試圖在食物身上尋找自己不安的原因。”食物和文化如此，人也是。況且，和食物比起來，人要跨越更高的門檻、更多的法令限制和文化隔閡，才能在異鄉找到讓自己能安身立命的家鄉。

不過，一旦找到（或說，創造出）這樣的家鄉，並且在上面生根，就不會那麼容易失去它。這家鄉不屬於故鄉也不屬於異鄉，而是移民們用自己的血淚歡笑混合土壤，所創造出來的新天地，可說是移民們的“己鄉”（właszczyzna）*。這新的、“自己的家鄉”擴張了故鄉和異鄉的文化版圖，連結了兩者，讓兩者都更為豐饒。在《餐桌上的家鄉》中，我們看到新住民們用自己家鄉的味道豐富了台灣料理（就像波納王后帶來的義大利蔬菜豐富了波蘭料理），用自己的語言和習俗豐富了台灣文化。同時，她們也沒忘記自己的故鄉，即使現實艱困，卻一直想着要為故鄉做些甚麼，比如透過做菜、教語言、辦報紙讓故鄉的文化在自己身上延伸，並且能傳遞給他人，或是夢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故鄉以教育幫助有需要的人 ……

因為這些豐富、有苦有酸有甜有辣的生命故事，以及同樣豐富的、關於食物、人、國家的文化／社會／歷史／政治背景之描述，再加上吸引人的食譜及照片，讓《餐桌上的家鄉》不只是一本單純的食譜書、人物特寫或介紹南洋的報導文學。相反地，人、食物和整個大環境的故事就像波蘭清湯裏的肉、蔬菜和水，各有各的滋味，混合在一起慢火燉煮，就煮出了整體的味道。

煮得好的波蘭清湯有一種簡單但非常溫柔的滋味，令人安心、懷念，又令人有點想哭。我讀《餐桌上的家鄉》也有類似的感覺，或許這是因為裏面的故事很真誠，沒有過多的調味，而所有的苦與甜都點到為止，因此能留下餘味讓讀者自己品嘗吧。

* 波蘭文中沒有這個字，它是我創造的，由“自己的”（własny）和“szczyzna”組成。

由廖文輝博士編著，今年初在馬來西亞出版的《馬來西亞史》，是近年來僅見，從馬來西亞國民本位出發，編匯整理，以中文書寫的國家通史。馬新分家之前，就只有1960年代許雲樵的《馬來亞史》（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2012年陳鴻瑜教授的《馬來西亞史》（台灣蘭臺出版社），讓廖文輝急起直追，編匯了面向馬來西亞國民的《馬來西亞史》。

既然是國民本位，就不是大中華視角或老舊的華僑觀點（即便是馬來西亞華裔青年大多已是第三四代了），或華族悲情故事。經過史學訓練的編著人，從史前時代說起，至2013年大選，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地區之歷史事件，獲得完整、客觀和翔實的呈現。

國民本位對馬來西亞人而言，意味着和日益偏重單一種族（馬來人）和伊斯蘭教的官方論述，特別是教育部的歷史課本綱要強加的詮釋和扭曲，進行有力的抗辯，而其策略就是陳述多元角度的史實，包括長期被忽略的印度文化的影響。《馬》書投射的馬來西亞歷史，實際上色彩斑斕，多元而豐富，不能不引大馬民間水果雜燴“rojak”作為比喻。

此書最珍貴的，或許是馬來西亞國民的多元視角了。中文世界讀者透過此書看馬來西亞，將會看到各族群文化，包括原住民、印度文化、伊斯蘭教和華人文化在內，如何在東南亞的的心臟地帶碰撞融合，馬來土邦和外來殖民者之間的勢力消長。無奈的是，在常年種族政治的操作之下，馬來西亞國民可能正在逐漸喪失這種多元的關懷視角。

《馬》書面市之際，馬來西亞對外以開放的姿態，迎接一帶一路和南向政策的機遇，也面對史無前例的一馬發展公司弊案帶來的政府信任危機。而以史為鑑，馬六甲王朝的衰亡，葡屬馬六甲的潰敗，外來殖民勢力的擴張，無不因貪腐、昏庸政權和派系鬥爭而起。這其實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向中文世界推介需要反覆細讀的《馬來西亞史》呢？若中國房地產商發展商讀史，馬來半島就不會是不堪一提，無名的“新加坡旁”，而是聖經曾提及的輝煌的黃金半島；若中國遊客讀史，馬來西亞的各大小城鎮不僅僅是貓山王榴蓮和白咖啡，也有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步履；馬六甲不僅是關係鄭和，和港澳的命運也千絲萬縷，而馬來西亞人不會簡稱“馬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