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一程，并不只由医生话事。
苏珊医生的爸爸颈部生了恶性肿瘤，「我必须了解你愿意接受哪些治疗，以及怎样的生活是你可以忍受的。」她问，没想到爸爸答：「如果我还能吃朱古力雪糕，看电视球赛，我就愿意忍受一切痛苦活下去。」她很愕然，爸爸是心理学系荣誉教授，她从没见过他看球赛。结果爸爸手术时嵴髓出血，恐怕会四肢瘫痪，外科医生请她作决定，她问：「如果他能活下来，还能看球赛吃雪糕吗？」医生说可以，于是手术继续，爸爸后来用了两年时间慢慢恢復部分行动力，又再活了十年，并完成两本着作。
但葛文德医生爸爸（Atul Gawande）同样患癌，想法就不一样：「当然不行！」他爸爸要能够掌握自己的世界和人生，只能看球赛并不能满足，爸爸担心瘫痪多过死亡，最后选择善终的纾缓治疗（palliative care），在家中逝世。
爸爸去世后，葛文德把这次经歷，连同医院和老人院的採访，反省现代医疗面对死亡的局限，写成《Being Mortal》，一出版已经成为国际畅销书，中文版《凝视死亡》刚出版就备受关注，亦因为葛文德医生曾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卫生政策顾问，现任总统奥巴马去年圣诞书单便包括这本书，对美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具有影响力。
如何死亡，除了是病人意愿，亦关系国家开支：美国25%医疗开支，用在5%临终病人最后一年的生命里。致命癌症治疗开支是Ｕ型的，举例2011年乳癌的医疗开支确诊，首年每年医疗费28,000美元，然后每年平均2,000美元，最后一年的开支竟高达94,000美元。愈是没法医治，病人、家属、甚至医生却会尝试更多医治方案。经济上，这做法无法持续，尤其人口老化，医疗开支如火箭上升。而人道上，这些效用有限的治疗，是否亦可以减少？是争取生命，还是延长痛苦？
当美国一间保险公司为病人提供纾缓治疗服务，不但医疗费用减少了四分一，病人生存时间反而延长了。葛文德医生亦从爸爸身上，看到纾缓治疗的效果。他指出一般医护人员都误以为病人最重要是安全和尽量活得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病人有生活质素，好好活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