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UNA ESPECIAL

估計不少小朋友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抓耳撓腮做作業時總拿手裡的鉛筆出氣——狠狠地咬一口。家長的“威權統治”也往往在這時候發揮作用，至輕也要數落一番這種不良舉動。咬鉛筆頭的“嗜好”，不僅是小朋友，有些人長大後仍舊習難改。橡皮鉛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咬鉛筆的沖動，卻未必受歡迎，而橡皮擦的歷史比鉛筆的歷史還要長。畫畫的人都知道，普通橡皮鉛筆上的橡皮擦其實並不能完全擦掉鉛筆痕跡，有人就自造一些土法來代替“去汚”功能欠佳的劣質橡皮；也有人在考慮如何保存“鉛筆的痕跡”，包括塗一層牛奶這樣的偏方。不過，在現代鉛筆誕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從業者的精力主要放在筆芯質量的改良上，還來不及考慮附屬的橡皮。

家長之所以嚴厲禁止孩子咬鉛筆頭，不僅因為他們覺得這舉動不雅，而且還認為這會將鉛筆的主要成分，危害人體健康的“鉛”吞進肚子裡——這實在是天大的冤枉，由石墨、黏土以及其他成分合成的“鉛筆”是不含鉛的，而且兩個多世紀前制造鉛筆的核心材料“黑鉛”還被認為具有神奇的藥物療效。再普通不過的鉛筆身上有很多不普通的“冷知識”。像我這樣在電腦上輸入“鉛筆”兩個字，緊跟着跳出來是emoji符號，但你知道它為甚麽是六面的黃色筆桿嗎？你知道橡皮和筆桿之間的箍是怎麽來的嗎？鉛筆桿上H、B、S是甚麽意思？或者，你是否會覺得賣鉛筆附帶使用說明書是不可理喻？如此種種看似理所應當的問題都離不開各種辛勞的科學研發和智慧機緣的碰撞。鉛筆的設計、制造與人類對有限環境下材料的認識密不可分，還伴隨著從個體制造商到國家不同層面之間的資源搶奪、情報刺探甚至貿易戰的起起伏伏。以上這些，不過是我這次推薦的書本，來自亨利·波卓斯基（Henry Petroski）著寫之《鉛筆——設計與環境的歷史》中一些零碎的片段。

波卓斯基是杜克大學土木工程教授，但他對設計學卻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他的研究多從生活的細節入手，比如早年翻譯成中文的《器具的進化》就頗受喜愛。而且他的寫作不故作高深，易讀且有情感。可是我卻有點兒懷疑學院派理論家的引用效果，他的觀點都隱藏在字裡行間，不太好摘出裝點理論門面的金句。但如果你迫切需要，可以讀一讀書上第270頁的這句話：“鉛筆是設計來供人毀滅的”。

我們總把鉛筆放在觸手可及的地方，卻往往視若無睹，就像美國鉛筆設計和制造業先驅之一的梭羅——對，正是那位寫出著名的《瓦爾登湖》（Walden）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為森林探險所列的工具清單中，他恰恰忘“記”了但絕不會忘“帶”的鉛筆。波卓斯基的敘述，正是從被人們所忽略的地方開始講起。

《新俠女圖》是2017 年過身的華文小說家李永平的遺作，情況像《紅樓夢》，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我敢保證這並不影響閱讀體驗，其未完的終章所帶有的“遺憾”，會啟發你更多的想像，並驅使你走進某個更宏大、更廣闊的小說世界。李永平說：“我這部《新俠女圖》就是講一個女子報仇的故事，她要面對那麼大的一個官僚體制...... 我是要歌頌這個女人”。按書中封德屏的記述，從李永平2017 年初著手寫這故事，到5 月檢出癌症末期，最後9 月22 日病逝於淡水，他一刻也沒有放棄把小說寫好、把故事說完的希望......

“住院開刀前，他心裡繫念的是書桌上未完成的手稿，還有整理好的像007 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包，裡面是他寫作的家當：筆記、草稿、稿紙...... 他在午後靜謐的病房寫，他在手術後加護病房醒來的床頭寫，出院後，他在淡水的小屋中寫，我們知道他在與時間競賽......”

可惜，故事最終還是沒有寫完。在李永平逝世一周年出版的這本《新俠女圖》，只有前面作者親自校閱過的前十四回（最終一回未完）、十四回殘稿以及“整理他身後遺留的札記，發現已有完整寫下的《白玉釵傳》（此書初定名）後記”，張貴興、封德屏、駱以軍、高嘉謙對此書的講解、分析以及成書過程的介紹，還有李永平在寫作此書時的部份手稿及校閱稿。這樣一來，我們既是在讀一本叫做《新俠女圖》的武俠小說，也是在讀一個叫做“李永平傳”的某個章節；我們既是在體驗《新俠女圖》女主人公白玉釵及故事敘事者李鵲的經歷，也是透過其他作者的分析和述說，進一步“還原”真實的李永平以及他在書中的寄托。

13 歲廣東少年李鵲，在大明正德14 年從廣東南雄鳳津古渡，跟隨瓊島派白玉釵、書生劍客蕭劍一路北上行走江湖，期間與扶桑浪人菊十六郎、圓月流狂眠四郎、東廠錦衣衛及各門各派交手...... 劇情在此不多透露，但有兩點在小說中反覆出現，很值得讀者朋友咀嚼。一是故事中對倭人的厭惡和痛恨，這值得我們讀完此書後繼續去思考和追問；二是作者說“真正的劍客就像真正的詩人，是沒有師父的。他橫空出世，沒人教得了他。”真的沒有師父？不，這本書會給你答案。小說主人公李鵲闖盪江湖學藝的經過，對照著李永平從古晉沙勞越河邊渡口赴台尋求文學理想的經歷，不得不說，書裡頭就有不少對寫作愛好者的鼓勵和啟發。讀到後記，故事人物李鵲“確實”和作者李永平有某種關係呢！

看《新俠女圖》，我確實有種像在看J. J.亞伯拉罕（J. J. Abrams）的小說《S.》（與道格 .道斯特Doug Dorst合著）的感覺。《S.》內包的是一本由署名V.M.石察卡所寫的小說《希修斯之船》。在閱讀《希修斯之船》故事之時，讀者即可透過原文旁邊佈滿的兩個研究者的討論和交流，隨故事主人翁一起展開一次“誰是V.M.石察卡”的追尋之旅。而《新俠女圖》的閱讀，我們在與白玉釵和李鵲一起“行走江湖”的同時，也隨各文學工作者的評講，開始了一趟“誰是李永平”的探索之路，並吸引著我們繼續閱讀和想像他身前身後那廣闊壯麗的武俠世界。“有形之物，再鋒利也終必損壞”（李永平），但李永平形塑的那種創作人的專業精神和藝術追求，卻將隨他的故事繼續在文學人和讀者心中流傳下去。

2013年末譯林出版社微博公佈將於明年推出森茉莉的作品，同年數月前台灣野人文化出版了這位昭和女作家的《父親的帽子》（日本散文家俱樂部獎受賞）與《奢侈貧窮》，就在期待已久的興奮中猜測譯林選書很可能是未曾引入華文圈的其他作品。在此之前，森茉莉被中譯的小說只有其半自傳式代表作《甜蜜的房間》，終於，集結四篇短篇小說的《戀人們的森林》譯版在2016年末出版。

苔綠色書腰上兩行誇張的粗體字－“日本文壇‘寫作著的洛麗塔’代表作、耽美小說開山之作”。森茉莉為日本文豪兼軍醫高官森鷗外之女，父親在世時受盡寵溺，奢侈的童年以父愛為食，少女時期出嫁，生育後與丈夫旅居歐洲，期間森鷗外病逝，她二度離婚，中年重遇兒子被騙去財產，暮年淒涼，但藉著書寫關於父親的一切回憶與想像，森茉莉以文字回歸她始終嚮往的女兒生活，以十年時間築構《甜蜜的房間》（泉鏡花文學賞受賞），於是她成為“寫作著的洛麗塔”。浸淫在父親供給的深厚學養與日常品味裡，森茉莉培育出非一般的感受性，正如書中首篇小說的角色自述－“缺乏才能也沒有謀生技能，只是一個看見甚麼都有感受的人。”《波提切利之門》寫家道中落的宅邸裡戰後日本少女的性成熟，森茉莉的小說裡皆有惡魔，她描寫的愛情必有致死的嫉妒。

《戀人們的森林》（田村俊子賞受賞）、《枯葉寢床》、《星期日我不去》寫熟年男子與美少年的愛慾糾葛，森茉莉行文極具唯美主義氣息，賦有色彩、氣味、挑逗五感的官能性語言穠麗而不艷俗，她確實啟發了早期耽美作者（如栗本薰），以女性的想像書寫男男愛慾並對此影響深遠，她筆下塑造的美少年形象不斷在後來的耽美BL作品中復活演化，而被追封為“耽美小說開山之作”，森茉莉本身卻無此意(*1)，她寫的是投射在文豪父親與內心揣藏惡魔的自己身上的假想戀愛(*2)，森茉莉的戀父之情毫無忌諱的苦澀的氣息，經回憶所詩化的情念幾乎是審美性的。小說扭結男男女女戀人間的多角關係，角色皆為知性穩重卻潛藏嗜虐的貴族中年文學教授，少年都有著相同特徵，是以無邪而放肆的青春肉體揮霍著與生俱來的美似地誘惑男人的惡魔雛鳥，同性戀人互動的甜蜜氛圍中滲透人性慾念的殘忍與惡意，如繡滿絢爛圖紋的畫，近看每個細節是冷酷的人類私慾，森茉莉的蜜是滲毒的汁液。

* 1//每日新聞隨篇《我想我沒有描寫“性”的企圖》//森茉莉，1964

*2//“森茉莉在《戀人們的森林》裡耽溺的世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將義童視為父親，茉莉自己扮演保羅的亂倫同性戀幻想故事”。//J. Keith Vincent, 2007

日本攝影界傳奇人物中平卓馬，其作品與理論一直影響不少創作者。而他唯一的映像論集《為何是植物圖鑑》中譯本的出現，正好補足他攝影理論在中文出版世界的空白，同時讓我們在欣賞中平的攝影作品時提供極佳的指引。

作為一名激進的左翼攝影師，中平視攝影為對抗大眾媒體、藝術美學與社會制度的武器。這亦是其創立同人誌《Provoke》所強調的—“為了思想的挑釁式資料”。因此早期中平的作品，多被評為技術粗劣、反藝術與反社會，但正正是這種歧異且主觀性強烈的照片，代表著個人對制度的挑戰及反叛態度。

然而，經歷60 年代末一系列未成功的政治事件後，中平對影像與社會的權力結構差生了極大的質疑及思考，對他來說，詩意浪漫化的主觀表現方式，在影像已被資本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高度控制的社會中，反而被吸收而成為另一種“攝影風格”並被社會所消費。而個人觀點的局限性，也使我們以主觀意識看待世界時，世界卻被我們的視線所扭曲而變形，個人的主觀意識變成另一種意識形態，因而失去了原先設想挑釁社會及攝影本質的初衷。所以中平意識到他必須與過去的作品決裂，否決曾出現的詩意與個人化表現方式：

“必須徹底排除對世界、事物的擬人化，避免將人的主體意識恣意投影於世界之上。因為我們一切以人類為中心、用人類角度所進行的思考，從一開始即無法讓事物以事物本身為主體發聲。”

在1971 年巴黎青年雙年展中，中平嘗試以新方式實踐自己的攝影：在展覽期間無差別地拍攝當天所有進入眼球的影像並即時進行沖印及展出，這個後來名為《循環：日期、場所、行為》的計劃在往後慢慢發展成為了《為何是植物圖鑑》的基礎。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以圖鑑形式進行拍攝，中平寫到：

“圖鑑講究以最直接的方式明快地呈現所描述對象的特性。將一切陰影以及隱含其間的情緒徹底排除，此即圖鑑。‘悲哀兮兮’的貓咪圖鑑並不存在。”

去除攝影作品的主觀性觀點，以絕對客觀的方式進行紀錄，方能回歸攝影最原始、機械性的紀錄功能。中平對這種方法的體現則是在自然光下以彩色底片拍攝並拒絕在暗房中進行任何加工：

“黑白照片的暗房作業所包含的手的痕跡，正是我試圖徹底捨棄的東西。(......) 按下快門，一切即已完結。”

誠然，這種要求絕對客觀的攝影並不是一件容易了解的事，因為它看似違反了藝術表現自我的訴求。但是，中平卓馬的照片選擇以攝影提問的，並非“攝影表達了甚麼”，而是更本質的“攝影是甚麼”。筆者建議大家在讀《植物圖鑑》時，不妨同時拿出中平的作品相互印證，在那些看似空無的作品中，或許正正是他《植物圖鑑》中提倡的最接近攝影本質的東西。

想起二戰猶太大屠殺，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德國納粹與集中營，然而幾乎絕大部份遇難的皆是德國境外的猶太人，也只有相對少數猶太人曾經見過集中營。

本書由介紹希特勒的生態學式世界觀展開：國家並不實存，只有血統與民族之分。他認為人類可依種族分類，但否定猶太人是人類，甚至連某個劣等種族都稱不上，是為“非種族”。在希特勒這樣的一個世界觀裡，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自然即社會，人類即禽獸，人皆相伐，任何事件都可以用“任何生命即鬥爭”這種總體式的觀念來詮釋。而猶太人卻異乎尋常發明出某些概念：政治性互惠及將其他人當人看。

然而這一個世界觀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大屠殺，但隱藏在這種總體式的觀念其中的思想卻生出了新的毀滅性的政治型態導向，把猶太人視作必須消滅的地球病毒的“最終解決方案”得以實行。作者逐步分析了導致這場災難的前期創造過程：1）黨國合一：納粹將國家納入政黨，逐步達成黨國一體化。2）暴力的執掌：引入種族組織（衝鋒隊與黨衛隊）宣揚暴力並將其合理化。3）透過更多暴力的境外行動，藉輸出無政府狀態以將革命引回本土，進一步轉變國內政治。4）體制的混雜化：種族組織與國家組織合併。5）無國家狀態的生產：在德國境內建立小型無國家狀態的集中營。6）德籍猶太人的全球化：透過納粹宣傳把德國的猶太人包括在一個想像的國際性的猶太陰謀群體中。7）對戰爭的重新定義：不只是為拿下領地，更想摧毀一整個國家，主掌一整個種族。

以書中最大篇幅著墨的波蘭為例，其為歐洲最大的猶太人家園（戰前波蘭猶太人數三百三十萬人，遇害人數三百萬人），德國、蘇聯皆否認波蘭作為國家的合法存在，繼被蘇德聯侵瓜分後，德國旋即對蘇宣戰，波蘭人遭遇的是罕有的連續二次入侵、雙重國家毀滅，即原有的法律、政治架構、公民的合法身份進一步瓦解至蕩然無存。在種種意識形態宣傳、恐懼催化與利益誘因下（對猶太人的報復或舉報可作為一種討好與自我洗底，並可佔得德軍所帶不走的不動產），納粹輕易獲得當地非猶太人的協力（甚至包括少數猶太人），猶太人活生生地暴露在一個即興演出式的剝削性無政府狀態下，宛如置身一座殘酷的屠宰場。

本書以學術考究並行二戰時間軸推進，由宏觀繪測至大量個案引證，論述嚴謹又不乏鮮活的時空刻劃，以洋洋灑灑的四百多頁大屠殺的歷程與背景意涵作為書中結尾的現代潛伏危機之警示：政治的要點在於保存多重的、不相化約的要素處於相互競合的狀態，而不是向某種總體的迷夢屈服。

沒有逃避，沒有將自己藏起來，這本書的作者廖智，經歷過失去雙腿，還能說出這樣的一句話：“感謝生命的美意”，究竟是甚麼樣的“美意”？

23歲，本來擁有前途一片光明的人生，有可愛的女兒，有愛錫自己的丈夫，又是一位舞蹈老師。但2008年汶川大地震，令她失去了還未夠一歲的女兒蟲蟲、婆婆，失去了婚姻，甚至賠上了雙腳。

一切都要重頭來過，連翻身這個一般人輕易就能做到的動作，廖智也苦練了幾個小時，才可以成功，更不要說重新走路了。她的體重才50斤，假肢就重達20斤，要去指揮一個超過身體三分之一重量的東西，實在不容易。因此只是走幾步，廖智就要練習兩個小時。雖然裝上假肢很痛，但讓她活動更自由。因此，哪怕在街上一次又一次的摔倒，沒有人來攙扶；就算下巴摔了一個很圓的洞，她也不放棄。這一切的鬥志，背後有甚麼原動力？是樂觀，是不停地講笑話，是用幽默的方式去面對生活，因為她相信：“喜樂的心是良藥，可以治療人心的傷口。”

在書中，她還坦誠地解構她與丈夫的關係，由拍拖、結婚、生小孩，以致丈夫不斷有情婦，逐漸由怨婦變成丈夫的朋友，都一一道來。而在地震後，她最需要人陪伴及照料的時候，丈夫沒有待在她身邊，她反而能體諒丈夫不能接受婆婆及女兒死去，以及妻子斷了腿的事實，令他變得更加畏縮、更加無安全感。

而為了生活，廖智寧願組織殘疾人士藝術團，四處去表演，也不願意去拍廣告，去簽經理人公司，因為她知道人的注意力有限，今天你是眾人堅強的偶像，轉眼大家就會忘記你。物質、名譽於她而言都不重要，她覺得“能夠保持內心的寧靜才是最重要”。在今天各種誘惑籠罩下，有多少人能夠像廖智那樣清醒，看透世情？

經歷過失去女兒、失去婚姻，廖智從最初不願再婚，不願再生孩子，到後來願意再面對這一切，只因她從失去女兒後，找到生存的意義：“為甚麼上帝要帶走我的孩子，祂是希望用我所受的傷去祝福這些孩子。”信仰讓她相信，一切在自己身上的事，不管看上去狀況如何，都是好事。“很多事本身是中性色彩的，只有當我們加入人的觀點和看法時，才讓一些中性的事或物變成了好的或是壞的。但是如果你有一雙願意去發現美好的眼睛，和一雙善於改造生活的勤勞的手，那麼壞的也可以變成好的。”

廖智在經歷親人的離去，仍能看到痛苦的意義；在最無助的時候，體諒丈夫的軟弱；在名利簇擁下，保持清醒；這個在一般人看來是壞事的，對廖智來說，是一次重生及歷練。

全球製造業領域目前正在發生一系列數字化的變革，起因是傳統大規模、集中式和標準化的工業生產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將是家庭作坊式、分散化且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工業生產模式。其中3D 打印技術正是這場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核心元素。3D 打印技術早在80 年代後期已經出現了，只是至近年來才開始流行，而且很多人形容3D 打印為“第三次工業革命”。

如果你直接從本書的第一章開始看，可能會誤以為自己看的是一本科幻小說：在不久的將來，3D 打印將是我們生活中不可取替的一部份；小至一日三餐，大至人體器官都可以透過3D 打印技術製造出來。本書既創新又不失科學地為我們揭開3D 打印技術的種種神秘面紗，且被稱為3D 打印領域難得的佳作。但如果我們將歐美的情況完全套用至中國，似乎不太合適，故筆者認為，3D 打印技術將為中國帶來的是——製造業的反擊！

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不斷鼓吹“優生政策、專才培養”， 而教育制度、社會意識卻輕視製造業，並且限制了製造技術的創新發展。最近從中美關係的種種糾紛中，可看出中國的製造業仍然存在非常巨大的進步空間，我們對核心技術如飢似渴，對“中國製造”的重視更是達到了新高點。當今這一代面對着如此嚴峻的考驗，我國比他國慢了20 年的創新步伐，該如何急起直追？

有人形容3D 打印既是天使亦是魔鬼。它的出現勢必引起一場革命，就像人工智能為社會帶來的衝擊一樣，當機械逐漸取代本來由人類負責的工作，而人類就不得不去重新學習新的技能，學習管理機械、學習與機械相處。我們將更了解人類的優點與弱點，更了解世間萬物各樣百態的組成。當3D 打印與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你將可以輕易地說出你吃下肚的東西含有哪種物質；不單是攝取，你還學會了分解；你還將知道怎樣與地球保持一種持續共生的關係……

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是看似不可思議，每字每句都在顛覆你所認知的世界，而我們之所以會被震撼，那是因為我們相信，這樣的世界真的會降臨。在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中，人類不斷地創造規則、遵守規則、然後打破規則。因此人工智能、3D 打印、機械工業就是新時代的規則。這一代人必須要有憂患意識，努力增值自己，能與時代共存。

大女兒出生前，家中請了家傭幫手，某天見她獨自垂淚，詢問之下，她說父親過世，想回家奔喪。我們沒有阻攔，除了替她買機票，還送上一小筆慰問金。不料，數日後，我們從勞務公司得知，這原來是她為跳槽而編的謊言，要不是有份文件必須前僱主簽字，我們恐怕還蒙在鼓裡。

人生首次請外傭，就遭此當頭棒喝，最大震撼在於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撕裂。但我的經歷絕非孤例，這些年，家有外傭的朋友口中，總能聽到五花八門的奇聞，歎為觀止之餘，更心有戚戚焉。但普通澳門人對“移工”的看法多源於個人經驗，有時難免“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故此，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助理教授史唯新撰的這本《澳門移工》，既有學術理論的宏觀視野，又有真實個案的微觀細節，對澳門讀者來說，是一次難得機會，讓大家轉換視角，發現背後那張更為龐大的社會權力網和關係鏈。

“外勞（移工）”問題承載了澳門人的擔心、不滿，甚至仇恨。但細究問題根源，其實出於澳門人自身的焦慮──對個人前途和社會未來缺乏信心、對政策法規的制定缺乏信任。書中有段話說得好：“對於澳門移工問題，引發的不僅是屬於某一特定群體的擔憂，而是代表著整個社會的集體焦慮。如果要拆解和釐清這樣的集體焦慮，勢必會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應該結合澳門的社會情境，進一步追問這些移工為什麼會大量的湧入？”

澳門外勞問題像一面鏡子，讓我們這些“照鏡者”有機會從他者眼中反觀自己，看見澳門在政策、文化、價值觀乃至公民素質方面的不足。書中將澳門人和外移工對比，發現澳門的中產階層雖然經濟資本雄厚，但文化與技術資本卻處於弱勢；而移工的整體素質雖然更佔優勢，卻欠缺社會關係網絡以及適合的文化背景。大概亦映照出“澳門”的特性：專業性不強，人際關係密切，文化多元性不足。事實上，在受訪移工眼中，“澳門人”的形象也好不到哪裡去，不少人覺得，澳門人比較沒有教養，文明程度不高，英語水準不足……這些看法雖未必全面，但也確實向澳門人提出一連串問題：賭權開放後的澳門，雖然經濟大幅成長，文明水準是否也有同步提升？澳門人雖然更有錢了，在文化、知識，以及價值觀等方面，是否又更加進步了呢？

經歷了幾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歷史的鐘擺似乎開始轉向——席捲全球的排外情緒亦影響澳門，對“外來者”的恐懼與排斥，源於澳門盤根錯節社會問題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同樣在尋找發洩出口。《澳門移工》雖然對“移工問題”背後的“制度問題”未有太多落墨，但它打開了一道窗口，超越個體的衝突矛盾，聚焦背後的政經乃至文化脈絡，最後能否從困局中找到出路，端視澳門人的智慧與決心了。

Such was the "crime" committed by the (eponymous?) protagonist of The Sellout, Paul Beatty's scintillating satire on racial politics in America that garnered him the prestige of becoming the first American writer to win the Man Booker Prize.

Set in the fictionally named but factually based area of Dickens, Los Angeles, Beatty's fourth novel follows the attempts of a horse-riding, fruit and weed growing innercity ghetto farmer to salvage his community from literal oblivion by reintroducing segregation. The Prologue begins with the protagonist sitting in the Supreme Court hearing of Me v.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a mirroring of real landmark cases on race issues, where the questions at hand were: "how it is that in this day and age, a black man can violate the hallowed principles of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by owning a slave. How could I willfully ignor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argue that sometimes segregation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truth, our protagonist, unnamed except in the above instance, is an unwilling man of action, driven to the madcap scheme partly by the suicidal threats of his friend, Hominy Jenkins, and partly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a social scientist who specialized in "Liberation Psychology." Beatty pointed to the character of Jenkins as the seed for the book,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is former child TV star in Hollywood's stereotypical racist output is used repeatedly to highlight the appeal of mass entertainment in institutionalizing racism. With Dickens' disappearance, the fear of being forgotten tipped the crazed Jenkins over the edge, and he forced the protagonist to enslave him, unless he could bring Dickens back instead.

If Jenkins' wellbeing provided a justifiable motivation behind Me's "unconstitutional" actions, his late father's presence perhaps shadows his thinking in more subtle ways. In his early years, Me was homeschool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so that he would grow into an example of what the conscious black man could be. The experiments with him as "both the control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oon failed, and his father was later casually killed by the police over a minor altercation, leaving him to find his own way of becoming himself.

Identity, or if one must,. black identity, is at the core of much of Beatty's writing, from The White Boy Shuffle, his semi-biographical debut novel about a basketball-playing "saviour of the black race," to Tuff's street politician protagonist whose attractiveness lies in his being "comfortable with who he was and who he wasn't." Slumberland, his third rambling novel about music and being black in Berlin just before the Wall came down, opens with: "don't they know that after fourteen hundred years the charade of blackness is over?... The Negro is now officially human." And this somewhat seques into the finale of The Sellout: "Black people don't even talk about race. Nothing's attributable to color anymore. It's all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Beatty had felt it important that The Sellout was published during Obama's time in office, so that readers can be provoked reflect on the dubious perception of improving race relations under America's first black president. In any cas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t was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that protests against the police's frequent use of disproportionate force towards people of colour, initiated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the death of the protagonist's father now reads too painfully realistic.)

Beatty certainly pulls apart more illusions and delusions than just the so-called postracial world view. According to Amanda Foreman, chair of the judging panel that awarded the novel the Man Booker Prize, “The Sellout ... manages to eviscerate every social taboo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nuance, every sacred cow.” Throwing contradictions around in a whirlwind of savage wit, Beatty exposes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hypocrisies within many supposedly sacred institutions, pokes fun at revered figures in black history (could it be that Rosa Parks didn't want to give up her seat because "she knew the guy to be unapologetically gassy"?), takes down present day personalities and celebrities, and criticize the mentality that put them on high pedestals.

Born in Los Angeles in 1962, Beatty studied psychology at Boston University, but dropped out of graduate school after becoming more engrossed by poetry, with the works of E. E. Cummings a strong inspiration. He moved to New York to complete a degree in creative writing, and eventually grew into one of the stars of the 1990s, spoken word movement, making segments for MTV and touring like a pop musician with other poets. Beatty's friend, the writer and academic Evelyn McDonnell, describes his poems at the time to be "rambles through hip-hop slang, cartoon snippets, children’s rhymes, and baller boasts." The skills for wordplay are found in prose form in all his novels and fondness for words is a trait shared by many of his main characters. In a memorable comical scene in The Sellout, a gun-wielding drug dealer high on crack shouted out his version of Alfred Lord Tennyson's famous poem as "The Charge of the Light-Skinned Spade," thus giving birth to gangster rap in the opinion of our protagonist; he himself had aspirations to create a Latin motto for black people as a means of consolidating their identity, and names his various strains of cannabis after medic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ir effects on the smoker.

Beyond Beatty's ability to make us laugh and wi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 jokes steeped in tragedy, the books often have an underlying message that is human and even redemptive. For example, the Chicago Sun-Times' reviewer said of Slumberland, "The final message, romantic but deeply felt, is crystal clear – music might not pave the way for reunification, but in many ways it's the best possible option." In The Sellout, the existential two-part question of "Who am I? And how may I become myself?" used by the protagonist's father to talk people out of their desperation is fundamentally an affirmative one, and the nihilist definition given to "unmitigated blackness" as opposed to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provides a moving conclusion to the central musing of the novel.

Henry James nasceu em Nova York, no dia 15 de abril de 1843 e faleceu em Londres no dia 28 de fevereiro de 1916. Foi um escritor norte-americano, naturalizado britânico em 1915. Uma das principais figuras do realismo na literatura do século XIX. Autor de alguns dosromances, contos e críticas literárias mais importantes da literatura de língua inglesa. Filho do teólogo Henry James Senior e irmão do médico, filósofo e psicólogo William James. Seu pai era um homem culto, filósofo, e fazia questão que os filhos recebessem uma ótima educação. Por isso viajou com a família para a Europa, em 1855, quando Henry tinha 12 anos, e durante três anos percorreram Inglaterra, Suíça e França, visitando museus, bibliotecas e teatros. Regressaram aos Estados Unidos em 1858, para viajar de novo a Genebra e Bonn no ano seguinte. Em 1860, já estavam de volta a Newport, onde Henry e William - o irmão mais velho que se tornaria psicólogo e filósofo - estudaram com o pintorWilliam Morris Hunt.

Henry começou a carreira de direito em Harvard em 1862. Mais interessado na leitura de Balzac, Hawthorne e George Sande nas relações com intelectuais como Charles Eliot Norton e William Dean Howels, abandonou o direito para se dedicar à literatura. Seus primeiros textos e críticas apareceram em alguns jornais. No começo de 1869, foi à Inglaterra, Suíça, Itália e França, países que lhe forneceriam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material para suas obras. Regressou a Cambridge em 1875. Viveu um ano em Paris, onde conheceu o círculo de Flaubert (Daudet, Maupassant, Zola) e, em 1876, fixou-se em Londres, onde escreveu a maior parte de sua extensa obra.

A carreira literária de Henry James teve três etapas. A primeira foi na década de 1870, com "Roderick Hudson" (1876), "The American" (1877) e "Daisy Miller" (1879) e culminou com a publicação de "Retrato de uma Senhora", em 1881, cujo tema é o confronto entre o novo mundo com os valores do velho continente.

Na segunda etapa, James experimentou diversos temas e formas. De 1885 até 1890, escreveu três novelas de conteúdo político e social, "The Bostonians" (1886), "The Princess Casamassima" (1886) e "The Tragic Muse" (1889), histórias sobre reformadores e revolucionários que revelam a influência da corrente naturalista.

Nos anos 1890-1895, chamados "os anos dramáticos", James escreveu sete obras de teatro, das quais duas foram encenadas, com pouco êxito. James voltou à narrativa com "A Morte do Leão" (1894), "The Coxon Fund" (1894), "The Next Time" (1895), "What Maisie Knew" (1897) e "A volta do parafuso" (1898).

As obras "The Beast in the Jungle" (1903), "The Great Good Place" (1900) e "The Jolly Corner" (1909), fazem parte da última etapa do trabalho de James, considerada por muitos críticos[quem?] como a mais importante, quando o autor explora o complexo funcionamento da consciência humana. Sua prosa torna-se densa, com a sintaxe cada vez mais intrincada. Essas características definem as três grandes obras dessa etapa final, "As Asas da Pomba" (1902), "Os Embaixadores" (1903) e "A Taça de Ouro" (1904).

Além dos romances, relatos curtos e obras de teatro, o autor deixou inúmeros ensaios sobre viagens, críticas literárias, cartas, e três obras autobiográficas. Os últimos anos da sua vida transcorreram em absoluto isolamento na sua casa, que só deixou em 1904 para regressar brevemente aos Estados Unidos depois de 20 anos de ausência.

Em 1915, com 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James adotou a cidadania britânica. Morreu aos 72 anos, pouco depois de receber a Ordem do Mérito britânica.  

O Aperto do Parafuso  (The Turn of the Srew, no original) é das obras mais incensadas de Henry James ao ponto de dela se ter extraído o libreto para a ópera homónima de Britten.

Apesar do elogio incondicional de Oscar Wilde e do bom gosto severo de James, eu não me exaltei deveras com o Aperto do Parafuso. Sinto que fica sempre entre a sugestão freudiana da alucinação e as vulgatas do género, em que não há razão de ser para o que acontece mas também não tem que haver.

“Desde as primeiras páginas de O Aperto do Parafuso o leitor pressente que algo de aterrorizador irá acontecer a qualquer virar de página; aos poucos, através da linguagem que o autor utiliza, é criadosuspense. Esse momento dá-se quando a preceptora visualiza uma figura de «olhar profundo e duro», junto a uma torre, no cair de uma noite. Esta será a primeira de sucessivas ‘aparições’ que têm lugar nos arredores e interior de Bly, e que exigem da jovem professora «sangue-frio». Quando ela descreve fisicamente os dois ‘visitantes’ à governanta esta diz corresponderem às figuras de dois mortos que viveram na casa: Peter Quint, um criado, e Miss Jessel, ex-perceptora das crianças”.

Contudo também desde o princípio se começa a perceber que Henry James não conseguirá urdir um final consentâneo com o enredo. E o final é uma desilusão e não consegue libertar-se da interpretação freudiana da alucinação, mas também não a assume por completo. O final é uma boa trapalhada. E se o que se pretendeu foi criar um ambiente de suspense e calafrio, é isso que jamais acontece, suspense e muito menos calaf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