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很多繪本都是名副其實的百歲書，因為以圖敘事，無論讀者是否認字，都可以參與欣賞，無論是0歲的寶寶，還是100歲的全家之寶。這本《小狐狸與星星》是我在台南逛誠品時發現的又一本“百歲書”。

寶藍色的布面裝幀似乎向我暗示：作者要說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果然……

這是一個發生在森林裡的故事，動物、植物、天氣由陰轉雨轉晴、從一顆星變成滿天星斗。

真是一個認識大自然的好故事。代入小狐狸的角色，迷失在黑漆漆、濕漉漉的森林裡，四周爬滿了甲蟲，不過原來甲蟲是小狐狸的美食，實在是驚險刺激！雨過天清，被洗過的夜空，星星更多了，多麼美好的繁星璀璨的夜晚。

真是一本奇妙的書，再讀一遍會有新的發現：這或許是一個關於友誼的故事？星星為小狐狸照亮了方向，他們就是彼此間無可替代的絕世好友。6歲的兒子看完之後，突然恍然大悟地跟我說：“我不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星星咯！他也是我的星星！”太有道理了！

且慢且慢，就只到這裡嗎？再讀一遍，不知道這本奇妙的書還會不會再展現出另外一層意思呢？

好的！第三次讀完，心中升起一個疑問：小狐狸後來有找到那顆一直指引他方向的“唯一”的星星了嗎？不知道，後來出現的是群星，小狐狸想，他的那顆“唯一”的星星一定在這滿天的星斗之中。畫面不知不覺間也突破了“框框”，“充滿”了整個畫面（畫面的佈局常常幫忙繪、作者透露重要的訊息）。從黑暗，到一星光明照亮，然後到消失光明的黑暗，再到接受失去“唯一”星光後的平復與無拘束。難道它除了說大自然、友誼，還在敘述愛和失去、人生變幻的故事？

這個故事果然很重要。

很難想像這是作者Coralie Bickford-Smith第一本自己繪作的繪本，可能因為作者多年從事圖書設計的原因，《小狐狸與星星》的繪圖、故事、版面設計與裝幀渾然一體，所有元素集合起來一起說故事，所以一

出手就奪得各項大獎。自2015年7月在英國出版以來，該書3年間已經出了6種外語譯本，繪本中的小狐狸、葉子和森林也被製作成各種美輪美奐的衍生品。

應該有助於提醒0-100歲間的我們：有得有失、有失有得就是人生，變幻也可以很美。

人都有逃避傷痛的傾向，與其說是逃避，倒不如說是身體的防衛機制，在面對自身的不堪和恐懼時，有的轉身頭也不回了，有的卻被不願直視的地方所吸引，對攝影家石內都來說，便是後者。

6歲那年，石內都隨家人遷到橫須賀最貧困的街區，作為日本戰後一個極為複雜曖昧的地方，它被大量甚至粗暴地記錄，同為戰後時期出生的攝影家，包括東松照明、森山大道等都曾將相機對準這個地方，但在石內都眼中，橫須賀這個被暴力、性與貧窮裹起的成長場所，對她來說更像個掙脫不了的胎記，在日本當時仍然是完全由男性主導的攝影界中，石內都所呈現的影像並不粗暴荒涼，更多的是，溫柔冷靜地把傷痕都放到鏡頭面前。自20歲那年發誓再也不回來，28歲時卻帶著相機，像再次揭開自己傷疤一樣，一連拍攝了她最重要的三部曲：

《絕唱·橫須賀街頭》、《公寓》、《連夜的街》，石內都直言盡是拍攝自己的羞恥，顯得無比的坦誠直白，她拍攝廢棄建築的內部，剝落的牆身，像海浪般捲起的牆皮，班駁污跡滿佈整個空間，石內都更關注於時間在空間所留下的痕跡，人的，物的，歷史的，以及人在居所留下的氣味、污垢、皮屑，與時間和建築物一同發酵，成了這座城市的遺物。

《黑白》原書寫成於1993年，就在石內都剛出版作品《1．9．4．7》不久，拍攝了50個與她同齡的女人，她在乎的不是美麗姣好的軀幹，對石內都而言，時間像容器，照片像身體，而人的身體也同樣，某些傷痕被皺褶裹起，手與腳作為身體的末端，終年承受身體的重量，也是個體與外部世界的連接點，她想要用攝影去轉化身體的細微變化。往後，石內都持續拍攝赤裸身體，陌生人的，舞者的，也包括自己母親，全都是身體的局部，從腳跟的皮屑，皮膚的肌理、疤痕、殘缺的身體，美與醜之間，既然肉身皆是“庸俗的活物”，去凝視身體的一切，就像石內都自己相信攝影能將看見和看不見的事物都納入其中，無論是關於橫須賀的，或是在拍攝人的時候，石內都的作品終其被死亡所吸引，她不要完整的東西，如同石內都鏡頭前裸身的人們，雖用雙手似是有意無意地遮擋身上的缺陷，多少也是戰戰兢兢的，而是他們選擇將傷口展露於空氣中，就像石內都總是對準自己的傷痛一樣。

關於黑白，她自己就曾說，黑是在相紙上堆積的黑，白是無法擺脫相紙的顏色，而若我們的痛苦如黑色的黑般湧入，成為暗部所在，那麼在面對自身時，光便會引路，“喚起一條嫻靜的光，織就漆黑的陰影，誘出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外勞、外傭、移工、民工……種種不同的名稱，其實意指同一群體——為了生活，離鄉別井到外地工作的人。他們從事低收入工作，被視作“低端人口”，社會不能缺少他們，卻同時不斷壓榨、剝削他們。

“低端”這詞顯示出社會如何歸類這群體，尤如食物鏈中，他們被上面一層又一層“更高階”的人壓抑著。提及移工問題時，不少分析都會指出階級的對立，並側重描寫勞工的苦況，將這群體看待成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發展中面目模糊的一員——他們各有名字，各有故事，卻也是千千萬萬擁有著類似故事的其中一個，都單向地折射著現今體制的種種漏洞與不公。

由三聯出版、香港記者蘇美智及攝影師Robert Godden 所著的《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則把這群體還原成“人”的模樣。大量彩色相片讓讀者深感書中的個案不只存在於白紙之上，更是每日和我們擦肩而過、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他們的神情、他們的衣著、他們在香港的生活、在遠方的家……透過相片，大家頓時感覺更了解。

《外傭》全書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從僱主的視點出發，由僱主分享自外傭“進駐”後，家中生活有何變化。當中有些變得依賴外傭，有些亦被外傭欺騙。第二章則紀錄了蘇美智和Robert Godden遠赴菲律賓一條大量輸出外傭的村子，並探訪十多個留守家庭後所發掘到的故事。而有別於一般將“僱員”、“僱主”置於對立的分析，蘇美智除了指出階級之間的矛盾與無奈，亦呈現出香港多個團體如何着手帶來改變。書中亦以兩章的篇幅，告訴讀者這群外傭除了洗衣煮飯買餸湊仔外，還有著怎樣的喜好、才能、志氣與夢想。

“刻薄僱主和黑心外傭以外的故事”是此書的撮要。事實上，外傭議題牽涉的除了“搏炒”與“剝削”等勞資矛盾，還有女性權力的拉扯。書中亦細緻地點出：女主人、母親等角色，在家傭進駐後會如何改變？會如何爭奪？外傭賺錢寄回鄉，一手撐起頭家，自己亦增廣見聞，同時遠方的丈夫寂寞出軌、親子關係疏離。種種書中道出的無奈，亦將討論拉闊至一地的“家庭照護”政策——究竟是空談的口號，還是實在的支援？足以讓多個家庭從這權力關係中解套？

根據勞工局的資料，截至2018年9月，在澳門從事家傭工作的外僱逾28,000人，即本地亦有20,000多個家庭／20,000多名外傭面對《外傭》內提及的情景。“如果我們還僱主和外傭一個比較接近真實的面貌，如果我們不再對那些遠方的家庭視而不見，同理心會否更容易建立？”這是蘇美智在《外傭》前言中的一段話。會或否，很難回答，但書中呈現的多個面向，是開始思考問題的一個理想起點。

《鬼太郎》這部誌怪系列漫畫，在過去甚至現在一直有著強大的魅力。作者是水木茂，他除了是鬼太郎的作者，還有其他很有影響力的作品，最近中文版出版的《昭和史》四大冊便是受賞的一部鉅著。

水木茂成為漫畫家之前，是二戰的日本兵。在戰爭中失去整條左臂，之後的漫畫人生，都是他獨臂完成的。

然而我要介紹的書並不是水木茂所作，而是他的太太武良布枝以妻子的角度書寫的自傳式作品。為漫畫家持家的太太所寫的文字，最能體現艱難時代創作人的側寫。武良布枝在29歲時候相親，那時算是大齡女，嫁給快要40歲被父母催婚的水木茂。相親後五天馬上完婚，說是因為工作繁忙，其實是沒有錢負擔來回家鄉和東京的多次往返費用。給讀者揭露出新婚的貧困，也體現這本書的副標題“只要結局圓滿，就是幸福的人生”這一句話，究竟有多重。5、60年代的日本是怎樣的概念？戰後日本所經歷，從轟炸後正在復興，戰敗的士兵回家重新開始的人生，社會從失業、飢餓、貧窮，慢慢恢復。

但水木茂的職業是漫畫家。創作人永遠是在困難的社會最底層，也是最後一批得到溫飽的人，文化創作起著滋養人心的作用，對人類發展不可或缺，但卻也是在肯定人類能夠發展、在生命得到足以溫飽和延續之後的考慮。在武良布枝的記述，丈夫交稿時被打折收稿、出版社倒閉、發行商消失避債再也找不到人，每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稿費“凍過水”。靠畫漫畫稿為生的人，當時得面對這些問題。

創意文化產業，可以靠政府支助？那時候想都別想。

漫畫家水木茂，更窮也沒有放棄他的漫畫。每天都在房間裏創作，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這並不是等於努力創作，就一定會成功的故事，與他同行的很多漫畫家，在行業的洗刷下，沒有出名便折㦸沉沙，人和作品一起消失在觀眾的視野。

又是一次退稿，但編緝對水木茂說，雖然沒有錢收你的稿，但你的作品蘊含巨大能量，別放棄。作品的能量這個概念，在舞台呈現時被時常使用。但在作者側寫水木茂的創作歷程下，“能量”這個概念在套用在文藝的創作上，更清晰和立體。

水木茂的這種精神能量，源於他對妖怪的執著，對哲學的探求，都被他妻子以溫柔之筆，紀錄下來。因為水木茂透過他的鬼太郎，在漫畫格子上表演，超過30年，然後成了電視、電影、舞台劇等等。

在水木茂創作時期，根本沒有“文化創業產業”這一回事，畫公仔書就是畫公仔書，寫小說就是寫小說，作品有人看，有人出錢埋單，才能繼續創作下去，能否讓人埋單，還是得先看作品。這種成功，並不會是因為政府支助，他的成功，也有賴於他的產權被完善的保護，使他可以更用心的創作，能延伸他的成功，也就等於他所屬於的文化成功。

而作為鬼太郎之妻的作者，這一本側寫漫畫家生平的作品所顯示出的能量，便是她對漫畫家那細細綿綿的愛，那一份藝術家妻子對丈夫的閃爍眼神，活躍在紙上。這一份愛意也在2010年脫變成為156集的晨間劇，顯露在觀眾之前。

人們愛讀《小王子》，十居其九都愛把自己代入成小王子的世界，然後嘗試用其浪漫的視角思考，不過，就在小王子仰望繁星與平視世人之際，遠方的那朵玫瑰，卻一直孤高地在B612星球一覽眾生。

《小王子》由1943年出版至今，分析文本眾多，卻鮮有以玫瑰作主體，今年中，華文社會終於帶來一次突破，《漫遊者小王子：玫瑰的解讀》乃作者卡密對《小王子》的解讀，套用哲學及社會學的框架，分析小王子與玫瑰的關係，與此同時，卡密也把她和男朋友CC分別的心路歷程，對照玫瑰與小王子各自的成長。

在小王子的想像中，玫瑰總是脆弱而特別，因此，小王子出走後，一直記掛著那朵獨一無二的玫瑰，可是他無法解釋，玫瑰若是需要人照顧，那他逃離B612星球後，不消幾天，猴麪包樹理應已把星球撐破，玫瑰亦早應香消玉魂，然而倘若玫瑰仍然生存，她就絕不是小王子想像中的脆弱，這正是小王子的想像與現實世界的矛盾，也是卡密帶出的哲學討論：小王子想像、話語，局限了他理解玫瑰的本質，也令讀者不自覺地否定了玫瑰的真實。

卡密以本書帶讀者脫離小王子的話語，以真實的玫瑰，引導讀者思考玫瑰的主體性及性別角色，玫瑰說過，她期待與蝴蝶、穿堂風等其他角色相遇，她的本質，超越了受保護的形象，成了嚮往越界的獨立個體。

哲學是卡密於本書中解讀《小王子》的基礎，焦點落在玫瑰的真實與重塑中，確立了玫瑰的真實存在後，玫瑰的生活就由作者，以至讀者延續下去，卡密於本書中記載了她與男友CC由相聚、分別到再遇的心路歷程，在每個章節中呼應玫瑰與小王子的悲歡離合，以個人經驗實踐著玫瑰帶來的哲學反思。

自己之外，卡密還想以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演譯玫瑰的真實與超越，本書的後記裡，記述了漢娜的一段過去，她曾與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有過秘密的親密關係，只是在馬丁的眼中，漢娜是個博士學生，亦是其謬思女神，他沒有看過任何漢娜的著作，因他嚮往的，純粹是彼此的情慾關係，以至為他帶來靈感的存在，然而不過漢娜作為人，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她跳出了這個不健康的關係，由沉淪以至再思，延伸至她的研究，從純思哲學中發展出貼近社會的理論，最終成為獨當一面的政治理論家，卡密以漢娜的著作與經驗作另一個典範，由此勉勵一眾“玫瑰”，不要放棄尋找自我的機會。

本書沒有描述美國人如何登陸月球（如有）。

姑且不解釋本書的背景機構及緣起，這書的副題是“從我到我們的社區實驗”，顧名思義，本書收錄大小不同的社區實驗作類比，但是，社區實驗又是甚麼？是純粹在社區進行的行為藝術實驗，或是區議員為爭取地方選票而作出的蛇齋餅糉套路研究？拉開封面及封底看著書脊，呈現了一個隱蔽“門”字中間的一個大型“小”字，就像是出版的媒體團隊，聲稱在後覺醒（post-awakening）時代，告別爆粗式社會批判，用一本書來整理思路，用採訪及網媒編輯之力，回應憂鬱的悶熱政治下，看看社區小人物自發行動，在社區生活的不同層面中，開始做的一點小事。

近年香港也出版了不少採訪合輯，走訪不同的成功社企，歌頌某些incubator programs如何協助年青人創立社企事業，集中討論營運上的可持續方法，或者創業者的心路歷程。可是這本《行出一小步》，收錄的故事都是一些自發無界限、看似無價值的小計畫，故事主人翁未必曾為計畫定下甚麼觀點立場或者目標利潤，他們只是本著自己對社區對現實世界的本能，很大可能一不留神卻開始了這些社區實驗。所以，這裡沒有任何經營收支平衡的小貼士，也沒有高官式的拉橫幅合照，著著實實，我們看到不同的行動者，透過自己熟悉的事物與組合伸手可及的資源，嘗試為改變而經營一間大學區雜貨小店（山城士多，書中其一的訪談對象，下同）、嘗試協助南亞婦女投入香港生活而設立的WHATSAPP查詢熱線（為她做翻譯）、嘗試協助長者家居及電器維修的義工組織（維修香港）等等。如果我是撥款機構的批核人員，極有可能因為撥款條文的各種要求，而拒絕撥款支持這些不成氣候、沒法持久又很難量度社會成效的微型計劃。

但是，正正是這些從撥款體制以外自發的社區小實驗，才是最值得我們去探究，去同行。已經能夠量度到的社會項目，自然有機構找到大量資源去落實執行。最特別的是，書中某些項目的執行場所，原本附屬某些社福機構，卻由負責同工主導，走出另外一條關懷社區的新路徑。到底起動這些計畫的，是不是因為對香港社區的愛還是責任，抑或純粹是路見不平而已？即使收錄的故事未必會相互合作達致甚麼協同效應，但是，英文副題From Me to We: The Stories of How We Live as a Community寫得清楚，就算把香港分5個選區也好，分了18個區議會也好，我們必須承認，理想的生活就是要維繫一個社區，即使在不同維度之下，只有像活在同一個社區內，我們才不會各家自掃門前雪，我們才會自發開放辦公室空間讓街坊休息（阿謙）、我們才會自建一個無污水家園（老圍林叔叔）、我們才會以一間性格式自由定價的食店，辦一間迷你社區中心（德昌里三號）……

澳門社區與社團關係密切，有沒有機會可以從本書的經驗借鏡，踏出屬於自己的一小步？

一度，柯布西耶時常在生活中“冒”出來。講座上，建築師們侃侃而談，句子中時不時冒出“柯布”——圈內人總愛用昵稱。他那些如同讖語般的詞藻，“光輝城市”，“住宅是居住的機器”，裹挾著預見未來的機鋒。

建築師們若是措辭中將自己作品喻為“紀念性的感嘆號”，或是“戲劇性的宣言”，即便是今天，依然會在龐雜的資訊流中閃出光芒，讓讀者駐足。柯布用上述宣言向聯合國官員與全世界媒體闡述聯合國秘書處大樓的設計理念，那是 1947 年。

隨著時間的流逝，籠罩在他身上的光芒愈發強烈。2013 年的某一天傍晚，饒舌歌手坎耶 · 韋斯特（Kanye Omari West）闖進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正準備熬通宵準備做建築模型和繪製渲染圖的學生們，猝不及防地聽歌手講了數十分鐘世界可以依靠設計來拯救，尤其是那個叫勒 · 柯布西耶的建築師讓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安東尼 · 弗林特當時並沒有在場，這未必是他試圖梳理和還原柯布西耶人生和設計軌跡的契機，但弗林特承認，這則事件令他意識到就連“大眾偶像都成了柯布的信徒”，而這些信徒可能就連“柯布西耶”不是他真名都未必知悉。

柯布西耶本人就是擅長製造迷霧的高手。他拋棄了冗長的本名，“夏爾 -愛德華 · 讓納雷 · 格里斯”，借用凱爾特傳說中的精明獵手——神鳥 Le Corbeau，製造出了柯布西耶。每逢新專案交付客戶之前，他會邀請攝影師進入尚未留下真實生活痕跡的空間中拍攝，在當時流行的《今日建築》與《建築》雜誌上刊登。他在公眾面前宣稱，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師們， “我們是一個團隊，緊緊團結在一起”，私底下又在自己的筆記本中，用美麗的裸體與被暴力扯碎的屍塊來隱喻。他在世界各地飽含深情與詩意地宣講自己的建築理念，隨身卻一直攜帶著《唐吉訶德》。正如柯布寫的自己，每當“說出‘活力’這個詞，心裡想的其實是‘炸藥’”。他面對真實人類時的措辭遠沒有在自己的無數小人面前來得坦誠。

每一個被柯布西耶個人魅力折服的人們都對他又愛且怨。柯布西耶設計的馬賽公寓中，超前地在樓中設計了一整條商業街，從賣魚的鋪子到電影院一應俱全，但就連建築材料供應商都不願成為他的客戶，怕冒進的設計毀了自己的口碑。如今被視作聖地的朗香教堂，建成之初被指責為 “基督教車庫”。然而，即便是觀點站在柯布西耶對立面的人們，不得不折服於他將設計看待為藝術創作的熱誠，脾氣暴躁如他仍舊願意在施工現場糾正每一個螺絲和牆壁的弧度。還有縈繞柯布一生的對於創新的緊迫感——他總是試圖讓人們接受顛覆過去的新事物。

還原一個聚光燈下的歷史人物總是帶著冒險，“他身後，有多少不好的事情可以歸罪於他，又有多少前沿先鋒的蛻變可以感謝他。”讓柯布西耶走下神壇卻是一件值得的冒險，作為凡人而不是超人的他所做的那些顛覆與創造，或許對現代主義之後的建築未來更有參考價值。

翁貝托·埃科，義大利國寶級知識份子、小說家，出生于1932年，他的一生橫跨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石油危機……到他2016年2月去世時，人們的生活被智慧手機及碎片化的資訊充斥，民粹主義因為特朗普的當選而再度抬頭。年輕時的埃科，遵從父親的意願進入都靈大學學習法律，隨後輟學，改學中世紀哲學與文學，並在1954年獲博士學位。48歲時，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小說——《玫瑰之名》，他曾說過，希望借此殺死一個修道士。因此，小說以中世紀宗教為背景，通篇充斥著神學與符號學的討論，將自己廣博的學識融入一個修道士之死的故事中，雖然文字不免晦澀難懂，卻成功的在1980年掀起了一陣風潮，《玫瑰之名》最終賣出了超過1000萬冊，埃科，一躍成為暢銷小說家，一如既往的將神秘主義、符號學、社會事件等討論，融入小說中，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也讓世人難以複製。

《試刊號》，完成於2015年，是埃科的遺作。與之前的小說不同，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只有208頁。雖寫於2015年，故事卻設定在1992年。現實中，1992年2月的義大利，發起了“淨手運動”。檢查官從米蘭一家養老院院長受賄案查起，查出了1200多起貪腐案件，共涉及8位前總理，5000多名經濟和政治界人士，300多名議員接受調查。原有的義大利政黨體系瞬間崩塌。只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1994年，義大利傳媒大亨貝盧斯科尼在混亂中創建了義大利力量党，連同右翼的北方聯盟結盟贏得選舉，出任總理。隨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位完成5年任期，執政時間最長的義大利總理，他至今仍逃不開許多陰謀主義者的遐想。

《試刊號》，以時間命名18個章節，敘述從1992年4月7日到6月11日，僅兩個月內的故事。男主角科洛納是一位不入流的自由作家，受《體育週刊》主編西梅伊之邀創辦一份報紙——《明日報》，一份承諾在一切方面講真話，只關注明日可能發生的“新聞”的報紙。只是，在這個偉大理想背後，每個人心存不同的被欲望驅動的述求。出資人維梅爾卡特騎士的辦報初衷，是試圖借著挖掘真相之名義，以“真相”要脅金融、政治等領域重要人士，最終進入上層社會的頂級沙龍。主編西梅伊希望借此，撰寫一本史詩般的傳媒巨作，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強權、為真理而戰的傳媒鬥士。而潦倒的小說“槍手”科洛納則可在1年半的時間獲得8000萬里拉的收入。在西梅伊的授意下，《明日報》必須使用讀者的語彙，而不是知識份子的語言。

埃科在《試刊號》中構建了一場辦報陰謀，刻畫了鮮活的失敗者們，並給出了這場陰謀的消費者畫像。最後一章重拳出擊，“誰說出真相，誰就還了你自由。這個真相會使任何其他發現都變得如同謊言。……人們會說，啊，真的嗎？很有趣，然後就轉過身繼續做他們的事情去了。”最後的埃科，留給世人的不僅僅是存留在1992年的反思及新聞業的腐壞，他筆下的關於《明日報》的故事，即便放在任何時代，都能重創生活中的沉睡者及冷漠者。

Almost four scores years ago under the black and red emblem, several powerful legions, riding their mighty chariots, invaded and occupied most parts of Western Europe. The man who created that ominous symbol and his followers determined to build a perfect world by perishing all the "inferiors." It was the darkest age of human history and it seemed that apocalypse had occurred. After the piercingly cold winter of 1940, four horsemen raised, luckily this time, not weapons but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they performed the most ethereally beautiful music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 January 15, 1941 in Stalag VIIIA.

The title of that piece is "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This name does not exaggerate the ambitions of the composer, Olivier Messiaen. In the preface of the sheet music, Messiaen quoted several sentences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0: "In homage to the Angel of the Apocalypse, who lifts his hand toward heaven, saying, 'There shall be time no longer.'" For Messiaen, the end of time does not mean doomsday, but the step to enter eternity. As in the preface, Messiaen wrote: "This Quartet comprises eight movements. Why? Seven is the perfect number, the Creation in six days sanctified by the divine Sabbath; the seventh day of this repose extends into eternity and becomes the eighth day of eternal light, of unalterable peace." As evidence of Messiaen's idea, among these eight movements are the two "Louanges," or songs of praise (the fifth and eighth), each with a protracted string melody built on top of some pulsing piano chords; each progressing from a bleak mood gently toward an incandescent climax and then vanishing into silence. In Messiaen's own words, the first is marked "infinitely slow," and the second, "tender, ecstatic." Beyond that, music prevails and words fail.

There were many legends about the 1941 première for years. Fortunately, Rebecca Rischin's captivating book entitled For the End of Time: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not only dispels many long-enshrined myths, but also serves as a proper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musician's vision about human destiny and the journey he and the other three musicians went through.

As in the story told by Messiaen, four musicians performed under the most arduous circumstances: they used decrepit instruments, including a three-stringed cello, and won the hearts of 5,000 coldhearted soldiers. In fact, the instruments were inferior but adequate to the task, and the crowd was more like only 300. In the author's telling, the Quartet is less a triumph of individual genius and more a collective creation. Messiaen wrote every note, of course, but the music would never be created without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soners and guards of the Stalag VIIIA.

The author spends only some pages on discussing the actual performance itself. For Rischin, that is not the crucial part of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Instea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emière is based upon the people involved, events surrounding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that concert on the lives of all these people. Rischin's writing relies heavily on interviews with violinist Jean de Boulaire, quartet cellist Etienne Pasquier, relatives of clarinetist Henri Akoka, and Messiaen's wife Yvonne Loriod to construct the story. These authentic accounts not only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n intens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ers and those who were at the event, but also how the music influenced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n, there came the almost angelic figure of Karl-Albert Brüll, a music fanatic guard at Stalag VIIIA. It is eviden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ctions of Brüll, many camp guards and officers who did their best to support the musicians and provide them with objects normally not available to prisoners of war, even to the point of risking their own lives. According to Rischi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help is the high social status traditionally accorded to classical music within German culture and the musicians that composed and performed such works.

Are there any deficiencies in the book? For any book by human hands, the answer is yes. One could easily argue that the author only gives glancing coverage to the performance itself and portrays it as a minor part of the whole story. However, if the readers could catch the actual intent of the author, they would know that this book provides insight into a virtually unknown performance done in a desolate German prisoner-of-war camp and by men who hoped that their music could transcend the world. Most importantly, this piece was composed by a man who viewed the end of time as an escape from history and a leap into eternity.

For the End of Time: The Story of the Messiaen Quartet is for both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r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discerning the human spiri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from a story heretofore untold. This book not only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and music histo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also a work to exhibit the everlasting power of one man's vision–for himself and others–beyond the scope of war.

Pela primeira vez publicado em Portugal, A volta ao dia em oitenta mundos, confirma todo o génio criativo de Julio Cortázar, consubstanciado numa nova forma de fazer literatura. Cortázar rompe com o modelo clássico da narrativa e apresenta ao leitor, num único volume, uma colectânea de textos literários que abrange o conto, a poesia, o ensaio, o comentário humorístico e autobiográfico, e que tratam temas tão variados como o boxe, a política, técnicas culinárias, sadismo, Paris, entre outros. Tudo alternado com ilustrações e fotografias escolhidas pelo próprio autor. Uma das obras fundamentais da narrativa mundial, e um livro incontornável deste importante autor.

Sinopse e Ficha Crítica de Leitura

Filho de argentinos, nasceu na embaixada da Argentina em Ixelles, distrito de Bruxelas, na Bélgica, e voltou à sua terra natal aos três anos de idade. Os pais separaram-se entretanto e Júlio Cortázar passou a ser criado pela mãe, uma tia e uma avó. Passou a maior parte da sua infância em Banfield, na Argentina, e não foi, ao que consta, uma criança totalmente feliz, apresentando uma tristeza frequente. Declararia: "Pasé mi infancia en una bruma de duendes, de elfos, con un sentido del espacio y del tiempo diferente al de los demás". Cortázar era uma criança bastante doente e passava muito tempo na cama, lendo livros que sua mãe selecionava. Muitos dos seus contos são autobiográficos, como Bestiario, Final del juego, Los venenos e La Señorita Cora, entre outros.

Formou-se em Letras em 1935, na "Escuela Normal de Profesores Mariano Acosta", com o objectivo de se tornar professores, mas em contrapartida naquela época começou a frequentar o boxe. Em 1938, com uma tiragem de 250 exemplares, editou Presencia, livro de poemas, sob o pseudônimo "Julio Denis". Leccionou em algumas cidades do interior do país, foi professor de literatura n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mas renunciou ao cargo quando Perón assumiu a presidência da Argentina. Empregou-se na Câmara do Livro em Buenos Aires e realizou alguns trabalhos de tradução.

Em 1951, com 37 anos, Cortázar, por não concordar com a ditadura na Argentina, partiu para Paris (França), pois havia recebido uma bolsa do governo francês para ali estudar por dez meses.  Acabou por se instalar definitivamente. Trabalhou durante muitos anos como tradutor da Unesco e viveria em Paris até à sua morte. Teve uma relação de amizade com os artistas argentinos Julio Silva e Luis Tomasello, com os quais realizaria vários projectos conjuntos. Politicamente, o autor também foi um mistério, devido à fragilidade dos rótulos da época, pois, para a CIA, tratava-se de um perigoso esquerdista a soldo da KGB, enquanto esta o considerava um agente do imperialismo a soldo da CIA e perigoso agitador anti-soviético, já que denunciava as prisões em Moscovo dos chamados dissidentes.

Cortázar casou com Aurora Bernárdez en 1953, uma tradutora argentina. Viviam em París, sob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difíceis quando  surgiu a oportunidade de traduzir toda a obra completa, em prosa, de Edgar Allan Poe para a 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Esse trabalho foi considerado pelos críticos como a melhor tradução da obra do escritor.

Em 1963 visitou Cuba enviado pela Casa de las Américas, para ser jurado em um concurso. Foi a época de maiorcomprometimento e fascínio pela política. No mesmo ano teve um livro traduzido para o inglês. Em 1962, lança Historias de Cronopios y Famas, e o ano de 1963 marcou o lançamento de Rayuela, que foi o seu maior sucesso e teve cinco mil cópias vendidas logo no ano de estreia. Em 1959 saiu o volume Final del Juego. Seu artigo Para Llegar a Lezama Lima foi publicado na revista "Union", em Havana. Depois desses anos, Cortázar se comprometeu politicamente na libertação da América Latina dos regimes ditatoriais.

Em novembro de 1970 viaja ao Chile, onde se solidarizou com o governo de Salvador Allende. Em 1971, foi "excomungado" por Fidel Castro, assim como outros escritores, por pedir informações sobre o desaparecimento do poeta Heberto Padilla. Apesar da sua desilusão com a atitude de Castro, continuou acompanhando a situação política da América Latina.

Em 1973, recebeu o Prémio Médicis pelo seu Libro de Manuel e destinou os seus direitos à ajuda dos presos políticos na Argentina. Em 1974, foi membro do Tribunal Bertrand Russell II, reunido em Roma para examinar a situação política na América Latina, en particular as violações dos Direitos Humanos.

Faleceu em Paris a 12 de fevereiro de 1984, com 69 anos. 

Pela primeira vez publicado em Portugal, A volta ao dia em oitenta mundos, confirma todo o génio criativo de Julio Cortázar, consubstanciado numa nova forma de fazer literatura. Cortázar rompe com o modelo clássico da narrativa e apresenta ao leitor, num único volume, uma colectânea de textos literários que abrange o conto, a poesia, o ensaio, o comentário humorístico e autobiográfico, e que tratam temas tão variados como o boxe, a política, técnicas culinárias, sadismo, Paris, entre outros. Tudo alternado com ilustrações e fotografias escolhidas pelo próprio autor. Uma das obras fundamentais da narrativa mundial, e um livro incontornável deste importante au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