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若論遣詞造句，再多的評傳也不及張岱的原著，初如《湖心亭看雪》的精致浪漫，中至《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琅嬛文集》的繁華如風，尾止《石匱書》的國破山河，智星未登廟堂而遺山野，是後世可見者之幸。

史景遷作為一個外籍漢學家，為何要書寫張岱？論事功，張岱幾無可述；論聲譽，也非一線人物；論心事之幽微周折，亦不可與錢謙益之流相較。與龔鼎孳之流不同，明朝並沒有給張岱帶來甚麼直接的利益，沒有功名頭銜的他之所以畢一生心力寫史，說到底仍是因為那份對昔年生活的眷戀。

史景遷需要角力的就是這個被定格的“文人張岱”，換言之，他真正關心的不是小品文人張岱，而是遺民史家張岱，一個寫出皇皇大著《石匱書》的張岱。當外部的歷史已然崩塌，當生活的情境天翻地覆，當所寄身的精神世界不再具備不言自明的價值，個人究竟可不可以憑借“回憶”來確立自身的存在與價值？可不可以在這實體之外重建一個自己心中的“歷史”？又可不可以將掩蔽在莊嚴與廢墟之後的由專制、侈泰、愚妄結合在一起的事之裏與人之裏一起表達出來，從而使後人透過由權力宰制的虛偽歷史而把握歷史的真實？

從甚麼角度看待這本書，才是《前朝夢憶》的真正用意。本書前半本依托《陶庵夢憶》所寫，後半本多定睛在《張岱詩文集》與《石匱集》上，史景遷無論如何妙筆生花，經過了兩重傳譯，當然比不上張岱文字的精煉優美，字字珠璣。

但讀者們首先要明白一點，《前朝夢憶》是寫給英語讀者的書，而非華語讀者。《左傳》《史記》，也多有虛構之語；而《國策》《國語》，亦不乏生動之詞，西方三流的書都被翻譯到中國，而中國很多一流的書在西方還是聞所未聞。這就像梭羅其人其文初傳東土引起的巨大轟動，以至於現在梭羅已成了某種生活方式的象徵（其實人家還是著名的政治論文作者）。

雪後初霽，湖上一片蒼茫。三百年前西子湖上，雪落無聲，一舟不繫。舟中品茗，蘭雪如黎光透紙，氤氳之中，舟中人兩三粒，仔細瞧，其神思悠然者，張宗子是矣。

「吉本芭娜娜又出新書了。」

「什麼？不是剛出一本？」

「是呀，我都搞混哪本比較新。」

「新書在講甚麼？」

「……」

「我知道了。就那樣，對嗎？」

「對啊。」

這段對話如實發生在我和另一個芭娜娜書迷身上。猛一看，像是推薦的反指標。但可能更接近心照不宣的密語或暗號。吉本芭娜娜的小說都在說些怎樣的故事？

就那樣啊。總有個年輕女人或男人，經歷親人或密友的死亡。有時甚至每個登場人物都有個死掉的誰，或乾脆一起共享誰的死。（其實，仔細想想，我們何嘗不背負相似的陰影？）

死亡像道Spotlight，投射在小說人物頭上，即使生活照樣走路吃飯睡覺做夢，光照始終跟隨她，無可迴避，卻在周身造出奇妙的光暈風景。遠在暗處的人影和事物，也有了新的輪廓。摯愛和熟識之人的死是把新的尺。我們不再能以過去的經驗丈量世界。

芭娜娜小說必不可少的二號元素：直覺、第六感、超能力。現實生活多數人罕有（或經常忽視）的異能，在她的小說中反而尋常如一株山蘇或桫欏，時不時從路旁探出枝葉，撫過臂膀、輕觸臉頰，提醒你未感知到的生命和動態在這裏。靈光乍現，或如天啟：事物發生的方式、連結我們的形式，從來遠不止我們以為的兩點一線或三維空間。

以及無論如何都會存在的戀情。芭娜娜筆下輕飄飄彷彿不沾凡塵的戀情，早期連性慾也少觸及，後來就算寫性，也意不在勾起讀者黏稠炙熱的感官慾力，更像描繪關係氣象，太陽暴雨，濡濕接納，本質再如何兇猛，都是自然，都可臣服。不知是不是這樣，芭娜娜小說的愛情雖然無一例外的不倫或超越常理，卻依然深具說服力——即使小說人物根本沒要求你必須被他們“說服”。

“帶着死亡烙下的傷（和偶爾瞥見嗅聞的超現實風景）繼續在人間生活戀愛。悠悠緩緩、不疾不徐，漸漸地，慢慢地，對生和死有了不同以往的觀照。最後帶着新生的感覺（也依然有死亡）向未知前進。”

這是我認知的吉本芭娜娜三十多部作品一以貫之的主題。但這麼一來，有必要非看新書不可嗎？我認為有的。

確實，吉本芭娜娜的小說非常顧慮讀者需求，加上相對其他創作者的量產，以及重複性高的主題，讓這位“療癒天后”的小說在文學世界內幾近“商品”。但我也始終能在每一次的芭娜娜新作中，找到大同中的小異。

那殊異貌似微小不經意，實是人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關鍵體會。吉本芭娜娜曾說，她寫的小說人物都比自己年輕十歲。花十年沉澱、提取的過往經驗，讓她一次次迂迴遞進，寫出人性的善，再到善意下的嚴苛，而後，原諒那嚴苛造就的壓迫與其他惡果。

《馬戲團之夜》的女主角是吉本芭娜娜小說中第一個懷孕生子的主述者。死亡，超能力，戀情——對了，還有另一經常出現的“異國旅行”元素——在這本最新長篇一樣不缺，但，一個有了懂事女兒的年輕母親，如何應對這個生死記憶充盈的世間？父母早亡於空難。非戀愛結合的丈夫癌症離世。

初戀情人因為母親的死意外與她聯繫。我們如何在源源不絕的死亡和失去中活下去，甚至還能，還願意向世界由衷傾訴：我感到幸福，受到眷顧？只要每次闔上書，還能揣着心口微痛的傷再次確認：我也想知道那種幸福，也感覺得到那種眷顧，就不會放棄繼續吉本芭娜娜對我施加的心靈推拿。

“難道你要做那種把所有的一切都當成與己無關的事的工作，放棄真實的人生嗎？”這聽起來很像日本漫畫裏，少年主角的熱血台詞。但說出這話的，是已踏入七十歲的吉卜力工作室社長鈴木敏夫，動畫大師宮崎駿的製片人和老搭檔。

《大師熱愛の工作》是這本訪談錄的書名，簡單直接道出本書的主題。這份對工作又愛又恨的恩怨情仇，相信每個上班族都曾陷入迷思。這本心靈雞湯不一定適合所有白領，因為本書作者川村元氣，是電影《電車男》《告白》《你的名字》的製片人，以及小說《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的作者。

書中十二位訪問對象，都是日本影視文化產業的大師級人物，包括動畫界的宮崎駿和他的製片人鈴木敏夫、電影界《男人之苦》導演山田洋次、音樂界的阪本龍一、音樂界的AKB48製作人秋元康、攝影界的宮澤理惠寫真集攝影師篠山紀信等等。這些大師的行業，看似跟每天擠在地鐵和巴士裏的你沒有太大關係，但實際上大家的共通點，遠比你想像的多。

書一拿上手，你可能會以為只是另一本給上班人士打雞血的金句實錄。但細讀之下，被訪者都沒有慷慨激昂地陳述自己的豐功偉業，沒有總結自己成功的因素；而是像居酒屋的老朋友般，與作者閒話家常。他們每位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在工作當中遇到瓶頸時，應該如何面對。

譬如秋元康提到自己一開始對某件工作得心應手時，就會馬上跳出這範疇去做別的事情，因為要為自己多開幾道門，不想失去自己能不厭其煩做的事。鈴木敏夫作為動畫製片人，卻總把自己當作項目的旁觀者。因為一旦把自己當成當事人，產生了過多責任感就無法再做大膽的事情。他會選擇製作完成後，才去想有沒有觀眾會買票看。這些道理聽起來，如果套用在我們平常人的工作中好像不可思議。但仔細想想，我們經常為工作而煩惱，其實不正是因為我們沒有跳出本身的思維漩渦嗎？當我們撇開當事人的身份，改用旁觀者的角度重新審視工作，應該就能馬上發現瓶頸的解決方法，可以把一般的工作，演變成我們熱愛的工作。

作者在每篇訪問後，很貼心地為讀者作出訪問的總結，方便大家記住重點。這本書很適合在上下班的途中閱讀，因為它並非快餐式猛灌的雞湯，而是為自己工作調理的“涼茶”。

2017年10月1日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並宣稱投票率達到42.3%；投票結果顯示，高達90%參與投票的民眾支持了加泰獨立。10月27日西班牙參議院準備表決接管加泰隆尼亞以阻止其獨立，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則直接宣告獨立反制。

事發一個月後，我在書店剛好瀏覽到《闇室》；封面裝幀上寫著“世代之書”四個斗大的字體。我想起2017年一整年討論的沸沸揚揚、關於“世代”，以及“厭世代”的議題。但當我打開《闇室》，我彷彿身陷至一個沒有任何光線、甚至對未來沒有抱持太多希望的反烏托邦社會。而那個社會，正好是作家依薩克．羅沙（Isaac Rosa）那一代人；被稱作“史上準備的最好的一代”，也就是西班牙70年代，擺脫佛朗哥獨裁政體後的第一代民主世代。無獨有偶的，我也生於那個世代，有相似的歷史背景體驗。

《闇室》是依薩克. 羅沙以“倒敘”的方式，書寫過去十五年西班牙的社會景況；也是作者對這個民主轉型後的下一代，經歷政治、社會制度僵化，社福倒退、經濟衰退最寫實的控訴。他（我）們之中，都是十五年前走進闇室；與其說是自己走入闇室，不如說是被當時的那個社會推動着，被動着逐步走向黑暗，沒入一般人的真實生活；被貶抑、躲藏到一個只有他（我）們知曉的秘密基地。

依薩克. 羅沙對於《闇室》的建造，有時讀來像極了J.G. 巴拉德的《摩天樓》；是他（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又不似他（我）們親眼目睹的世界。那些人來來去去，有時留下一抹笑聲、一個親暱動作，或一場音樂。過去十五年彷彿是這世界的一場縮時錄影；掌握在他（我）手裏的曲柄，雖可以任意挑選出當時每一幕的主角，身體卻無法真正回到過去，回到那段興高采烈的日子。時間久了，他（我）們因長期躲藏於闇室而遭忽略、遺忘；當他（我）再度觸及日光，是十五年來多少晝夜的交替。起初闇室只是欣欣然的一場遊戲；最後演變成他（我）們的避難之地。

世界在他（我）們躲開後的十五年分崩離析，所有產業陷入危機；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他（我）們一向引以為傲的經濟、民主奇蹟，卻成為了這一整個世代的牢銬。才短短幾年，他（我）們成為了比“父母過得還要悲慘”的一代。這些觀察，甚至這些親身經歷，寫在依薩克. 羅沙的《闇室》裏，反倒令我們面面相覷。我們還相信“危機”與“轉機”用中文寫出來是同一個詞彙嗎？

依薩克. 羅沙在小說的結尾發問：“若我們有辦法回到過去，最遠可以回到哪裏？甚麼時候才是決定性的一刻？”這些看似沒有正確答案的提問，其實答案都埋藏在他（我）們心裏。《闇室》關乎的不僅僅是一場金融危機、一個已然傾斜的巴別塔；更是一整個世代，別過頭審視自己，是甚麼樣的改變造成了今天的我們？而我們又將何去何從？

也許是時候離開闇室。

在閱讀愈來愈碎片化的時代，詩歌最慷慨有力打中我們的理由是，有些與我們有關的社會議題或人生處境，往往在有限的篇幅裏，作者自有巧思，寫一首集體輓歌，或是自我獨白，詩意像鹽，微小的份量就足夠喚醒我們的存在感。

《粉色瓶裡的黑墨水》，是十八歲少女段戎在高中畢業前夕出版的首本詩集，全書分三部分，“粉色的詩”、“黑色的詩”、“關於即將別離的永遠”，前者寫的是青春期的愛與失落，後者寫的是世界的險惡與殘酷，還好，看似傷痕累累的青春還有幾頁記錄着溫熱的夢。

無論是羞澀的告白，或是犀利的諷刺，都帶着小小激情的呢喃：“起初／你先冒泡　我才燒焦／最後／卻是你熟不了”〈玩弄〉。“他說了十句／一行虧欠／兩句安慰／三行原因／最後四句／我沒看清”〈分手信〉。“比較晚上車的人／坐進比較裏面的位子”〈外遇〉。段戎的詩，總是善於找到情感的裂痕，秘而不宣的隱情，卻不以力竭掏空為目的，只是抓一抓痛癢處，讓我們清醒，這樣的詩，讀起來就像不小心弄破的肥皂泡，不經意破了一個又一個，但不至於沈重的幻滅，容易搏得讀者的觸動。正如書腰的文字介紹：“打翻了青春才知道，‘我愛你’和‘我恨世界’總裏外共存。”少女情懷有時冷面世故得讓成年人驚嘆，尤其當我們對生活無以為繼的時候，驀然感嘆“年輕真好”的時候。

“黑色的詩”部分絕對值得自以為諳明世事的“成年人”細讀。帶着與師長和對權威抗辯的口吻，在詩中留下情境，讓讀者代入角色，反思我們自身的行為，還有世界給予我們的。〈輸〉、〈社會化〉、〈別人的人生〉、〈沒有甚麼是對的〉、〈有沒有問題不是你說得算〉就是這一類的作品，然而，不如意的際遇何處不是？少年是否太愛強說愁？如果跳出簡單的傷春悲愁來設定一個“魯蛇人生”遊戲，學業，官位，高昂的醫藥費，買棺材的錢，你又會輸在哪一關？現在不輸，或許明天還是會輸，這就是社會。走入社會以後，人生的價值如何定義？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以詩來叩問：“快步走過流浪漢的那刻／媽媽問小孩：／掉在地上的東西／就會髒／所以你要怎麼樣？／撿起來／錯了／把他留在那裏”〈社會化〉。撿起來還是留在那裏，二擇其一，你的行為，時時刻刻都有人想“糾正”。難怪愛爾蘭葉芝說：“與他人爭辯，產生的是雄辯；與自己爭辯，產生的是詩歌。”演繹青春最好的方法就是為愛矛盾，無論愛一個人還是愛這個世界。

《財富之城》中文版有四百多頁，篇幅並不少，故事由十二世紀末一直寫到十五世紀初，橫跨了三百年的時空，由威尼斯的崛起到衰落。故事發生在歐洲中世紀末期到文藝復興時代，對於澳門的讀者而言，這段時間的歐洲歷史並不好懂，當初我為甚麼拿起這本書呢？威尼斯與澳門有甚麼關係，難道因為某大型賭場酒店？坦白說，路氹城那個真假難辨的仿威尼斯建築群，確實引起我對威尼斯的興趣。

當中世紀的歐洲人尚被認為是愚昧、迷信的時候，威尼斯人建立了一個商貿城邦，其採用的共和政體在當時廣泛使用封建制度的歐洲並不常見，更特別的是威尼斯人與穆斯林長久而穩定的貿易關係，讓以梵蒂岡為首的歐洲保守勢力對威尼斯又愛又恨。歐洲國家對中東強大的穆斯林，沒有威尼斯的艦隊和海運實力，中世紀一盤散沙的歐洲各國根本難以抗衡；另一方面，威尼斯又從不斷絕與穆斯林談判、合作的可能。在不斷的和戰之間，威尼斯人建立了他們的地中海霸權。在14世紀威尼斯鼎盛時期，人口不過十餘萬，小城卻屢屢成為關鍵的砝碼，改變歷史的走向。

我們在中學時期有系統學習的是中國歷史，中史是一部大陸國家的歷史，陸上最關鍵的資源就是土地；而海洋國家不可能夠佔有一大片海洋，他們所爭奪的，是海洋上的航道，而航道所乘載的是海上貿易利益，因此海洋國家的興衰就是一盤生意。在書中記載威尼斯幾百年爭霸地中海，不少據點幾經易手，當中的進退，執政官考慮的是甚麼？只有商業利益。能夠賺錢的據點不惜血本去死守，不能維持盈利的，毫不猶豫地放棄。這種價值觀對往後的殖民帝國影響深遠，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讀完此書，不禁想到曾經作為殖民帝國的重要據點，葡萄牙在澳門支撐了四個半世紀，豈會是偶然？

威尼斯霸權的終結，首先是鄂圖曼帝國的步步進逼；其次是富裕的生活令立國精神漸失，寧願躲在國內做地主，不再出海冒險；其三是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末發現開往亞洲的新航道，威尼斯人對東方貿易的壟斷被打破。書中故事寫到這裏已是尾聲，威尼斯的霸權斷送在葡萄牙人的大發現事業之中。葡萄牙帝國先賢們排除萬難，在中國的土地上透過白銀貿易，建立了另一個財富之城─澳門，城市命運幾經起落，四個半世紀之後，當澳門又再成為財富之城的時候，城中竟有一個威尼斯，這就像是一場惡作劇。

關於讀書的好處，我們已經聽了太多：讀書可以消磨時間，可以增長見聞，可以陶冶情操，博爾赫斯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艾柯說“書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但其實，書還能治病。

是的，藥不一定能治百病，但是書可以。

在塞納河上巴黎岸邊，就有一艘載滿了書的船停靠了21年，書船主人佩爾杜先生有口皆碑，他獨自經營這家叫“水上文學藥房”的書店，自稱“文學藥劑師”。

他為人和善，又個性執拗。他還有一種天賦，只要跟登船選書的讀者談過一次話，就能從一個人的體態、動作和手勢中多多少少辨別出正在煩擾和壓迫這個“病人”的根源，再以書為藥，治癒人心。他相信書是靈魂中那些數不清道不明的苦難唯一解藥。

這艘“水上文學藥房”，庫存常年保證在8,000本書左右，這是他經過21年開門問診後制定的“文學急救箱”，根據不同的常見病劃分為“傻瓜戀愛書專區”、“適度強烈情感區”等等，完全就是一所設備齊全的綜合性醫院。

比如，針對手機迷信症和微博上癮症患者，他的藥方是E.M.福斯特的《大機器停止》，此書對《黑客帝國》依賴症也有療效，但是需慎重服藥。而妙莉葉·芭貝里的《刺蝟的優雅》則可放心地大量服用，可有效治療總把“如果當初……”掛在嘴邊的症狀，且對懷才不遇者、高智商電影愛好者和巴士司機厭惡者同樣適用。

為解決不同的疑難雜症，他腦中的書單光是小說就有三萬本，還會定期更新補貨，以便為不同的病人制定整個療程藥方。我簡直恨不得立刻跑去求診了。

可惜，佩爾杜並不是這位聰明、敏感又博學的文學藥劑師的原名，他的真實姓名和來歷成迷，但他的故事被小說家妮娜•喬治寫進了《小小巴黎書店》這本書，並因此風靡全球，令33國讀者大哭而後微笑，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其實不用真的跑去看病，只要想起査令十字街84號書店的弗蘭克，和在與世隔絕的小島上經營書店的A．J．費克里，以及這位親愛的佩爾杜先生，我就已經被療癒了。他們的存在就是給世界上所有愛書人最不動聲色的深情慰藉啊。

因為，即使人生總是暗紅塵霎時雪亮，熱春光一陣冰涼，即使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也仍然可以以書為舟，從熱鬧紅塵拐進深巷，即使故事的人再歷盡艱難，也要朝不可避免的故事結尾走去，即使世事洶湧，離別總是突如其來，像倉促起身時打翻一隻茶杯，只要我們還是可以坐下來好好讀一本書，便始終有一間廟宇，供我們藏身。

因為只要還有書，人生便有解藥。

Hermann Karl Hesse nasceu em Calw a 2 de julho de 1877 e faleceu a 9 de agosto de 1962 em Montagnola;  escritor alemão, naturalizado suíço. Nascido no seio de uma família muito religiosa, filho de pais missionários protestantes (pietistas, como é típico da Suábia) que pregaram o cristianismo na Índia. Estudou no seminário de Maulbronn, mas não seguiu a carreira de pastor como era da vontade de seus pais. Tendo recusado a religião, ainda adolescente, rompeu com a família e emigrou para a Suíça em 1912, trabalhando como livreiro e operário. Acumula, então, uma sólida cultura autodidacta e resolve dedicar-se à literatura. Travou contacto com a espiritualidade oriental a partir de uma viagem à índia em 1911 e com a psicologia analítica por meio de um discípulo de Carl Gustav Jung, em decorrência de uma crise emocional causada pela eclosão d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Estas duas influências seriam decisivas no posterior desenvolvimento da obra de Hesse. Procurou construir sua própria filosofia, a partir de sua revolta pessoal (Peter Camenzind, 1904) e da sua própria interpretação pessoal das correntes filosóficas do Oriente (Sidarta) e, em especial, em O Lobo da Estepe (1927), que é também uma crítica contra o militarismo e o revanchismo vigente na sua terra natal depois d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Esta postura corajosa tornou-o bastante popular na Alemanha do pós-guerra, no período pós-nazi. Em 1946 recebeu o Prêmio Goethe e, passados alguns meses, o Nobel de Literatura.

Os membros de uma Ordem espiritual, inserida numa sociedade fechada e hierarquizada de eleitos, dedicam-se à procura do saber e do conhecimento absolutos. 
Joseph Knecht, chefe supremo desta comunidade, acabará por notar a contradição existente entre a mobilidade deste mundo a a fluidez do universo exterior, conhecimento que gradualmente altera o sentido da sua vida, levando-o a partir.

Uma obra ímpar na literatura universal. O seu conteúdo espelha grandes valores humanísticos, que sendo assimilados contribuiriam para a evolução próspera das relações humanas. Por outro lado, a própria história em si é nos "oferecida" com um detalhe linguístico incrível, onde o autor encontra as palavras chave e as coloca harmoniosamente na frase provocando no leitor a emoção. Trata-se, efectivamente, de uma obra que imprime no leitor uma atractividade tal, que faz com que este a leia impulsivamente página a página.

Macau, Março de 2017

Manuel Afonso Costa

Hermann Karl Hesse nasceu em Calw a 2 de julho de 1877 e faleceu a 9 de agosto de 1962 em Montagnola;  escritor alemão, naturalizado suíço. Nascido no seio de uma família muito religiosa, filho de pais missionários protestantes (pietistas, como é típico da Suábia) que pregaram o cristianismo na Índia. Estudou no seminário de Maulbronn, mas não seguiu a carreira de pastor como era da vontade de seus pais. Tendo recusado a religião, ainda adolescente, rompeu com a família e emigrou para a Suíça em 1912, trabalhando como livreiro e operário. Acumula, então, uma sólida cultura autodidacta e resolve dedicar-se à literatura. Travou contacto com a espiritualidade oriental a partir de uma viagem à índia em 1911 e com a psicologia analítica por meio de um discípulo de Carl Gustav Jung, em decorrência de uma crise emocional causada pela eclosão d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Estas duas influências seriam decisivas no posterior desenvolvimento da obra de Hesse. Procurou construir sua própria filosofia, a partir de sua revolta pessoal (Peter Camenzind, 1904) e da sua própria interpretação pessoal das correntes filosóficas do Oriente (Sidarta) e, em especial, em O Lobo da Estepe (1927), que é também uma crítica contra o militarismo e o revanchismo vigente na sua terra natal depois d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Esta postura corajosa tornou-o bastante popular na Alemanha do pós-guerra, no período pós-nazi. Em 1946 recebeu o Prêmio Goethe e, passados alguns meses, o Nobel de Literatura.

Os membros de uma Ordem espiritual, inserida numa sociedade fechada e hierarquizada de eleitos, dedicam-se à procura do saber e do conhecimento absolutos. 
Joseph Knecht, chefe supremo desta comunidade, acabará por notar a contradição existente entre a mobilidade deste mundo a a fluidez do universo exterior, conhecimento que gradualmente altera o sentido da sua vida, levando-o a partir.

Uma obra ímpar na literatura universal. O seu conteúdo espelha grandes valores humanísticos, que sendo assimilados contribuiriam para a evolução próspera das relações humanas. Por outro lado, a própria história em si é nos "oferecida" com um detalhe linguístico incrível, onde o autor encontra as palavras chave e as coloca harmoniosamente na frase provocando no leitor a emoção. Trata-se, efectivamente, de uma obra que imprime no leitor uma atractividade tal, que faz com que este a leia impulsivamente página a página.

Macau, Março de 2017

Manuel Afonso Costa

by Wendi Song

Call Me by Your Name tells a story of a sudden romance that blossoms between an adolescent Italian boy, Elio, and a summer guest, Oliver from America at the Cliffside mansion on the Italian Riviera. Both of them are unprepared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ttraction, during the restless summer weeks, unrelenting currents of obseesion, fascination, and desire intensify their passion, and find the bottom line of each other. Finally, the two start a relationship recklessly for fear that they may never encounter this total intimacy again if they miss it.

Like many Chinese-speaking readers , I watched the film adapted from this book in advance. I was so touched by the story  of the film that I rushed to the bookstore immediately to purchase the book. The book describes more details when compared to the film, and give m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ory,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haracters, Elio’s father, even the reason why André Aciman, the wrtier of the book, arranged so many side branch stories inside.  

A friend of mine suggests me to write something to introduce the book. “Just write honestly how much you love it.” he said. However, only until I sit in front of my laptop, I realize how difficult it is to express the true feelings, really not easy. Just like Elio in the story, probably Oliver too, who spent the entire two chapters before he could really open his heart, to tell the person how much he likes him.

This novel could make you really feel tired after reading. There are lots of detail  descriptions about  a young man’s emotions, thinking, thoughts, and feelings. It will lead the readers unconsciously substituted themselves into the story, and hav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ré Aciman uses his patient pen describe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little thoughts,  concerns, fears, expectat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when this 17-year-old Italian young man, Elio, facing a complicated feeling named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 his pretending not care but secretly prayed everyday that Oliver could show up at the dining table at dinner time; his showing off of how talented he is to play the same piano piece in Liszt, Busoni and Bach, just trying to catch Oliver’s attention; his rudely writing their code sentence on “silence” into Oliver’s book, so that every time he could be remembered when Oliver opened the book; his busy arranging one afternoon dating just before he were asked to meet Oliver that night, to prevent himself from getting crazy of doing nothing but to wait; his confusion, doubts, panic and overwhelmed after the first time he slept with Oliver…

We can all see ourselves from there.

The film ends at the ¾ part of the book; however, to me the last chapter, Ghost Spot, is the most touching part of all. Only until reach here, you will realize that, all the authors prelude to the two’s intimacy and unforgettably scene…The more romantic it was written in the first three parts, the more sighs and pities that the readers will feel when they come to the last, where the two finally meet again after almost two decades. Especially for Oliver.

There was one time during an interview, André Aciman explained the reason why people are deeply moved by reading this book in his opinion:

“It is often because they once again realize the mixed feelings when they were young, and confused primitive desires with primitive fears. Most of them have fantasies at that age, but those fantasies are rarely done at the age of 17. This book is a ‘might have happened’ story that happened to Elio who faced it regardless of fears. This could have reminded some readers of something in their life that didn’t happen, or could have happened to them. Yet at the same time sadly realized that how much they have missed. ”

Sigh.

So once in a summer, go ahead to meet your little prince, and to establish a “tamed”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Don’t be afraid that one day you two will be apart, even if that happen, your world will still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a positive way. Once there is such a person come up to your life, he will never disappear. And your life, due to his appearance, will bend to his trail, one centimeter, another centimeter… 

Just like Oliver, who keeps that post card with “Cor Cordium” at his desk ever since he left, or like Elio, who later applied an University in the States, and live there ever since, or like me, who’s now typing the words above, alone in Macao.

Filho de argentinos, nasceu na embaixada da Argentina em Ixelles, distrito de Bruxelas, na Bélgica, a 26 de Agosto de 1914 e voltou à sua terra natal aos três anos de idade. Os pais separaram-se entretanto e Júlio Cortázar passou a ser criado pela mãe, uma tia e uma avó. Passou a maior parte da sua infância em Banfield, na Argentina, e não foi, ao que consta, uma criança totalmente feliz, apresentando uma tristeza frequente. Declararia: "Pasé mi infancia en una bruma de duendes, de elfos, con un sentido del espacio y del tiempo diferente al de los demás". Cortázar era uma criança bastante doente e passava muito tempo na cama, lendo livros que sua mãe seleccionava. Muitos dos seus contos são autobiográficos, como Bestiario, Final del juego, Los venenos e La Señorita Cora, entre outros.

Formou-se em Letras em 1935, na "Escuela Normal de Profesores Mariano Acosta", com o objectivo de se tornar professor, mas em contrapartida naquela época começou a frequentar o boxe. Em 1938, com uma tiragem de 250 exemplares, editou Presencia, livro de poemas, sob o pseudónimo "Julio Denis". Leccionou em algumas cidades do interior do país, foi professor de literatura n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mas renunciou ao cargo quando Perón assumiu a presidência da Argentina. Empregou-se na Câmara do Livro em Buenos Aires e realizou alguns trabalhos de tradução.

Em 1951, com 37 anos, Cortázar, por não concordar com a ditadura na Argentina, partiu para Paris (França), pois havia recebido uma bolsa do governo francês para ali estudar por dez meses.  Acabou por se instalar definitivamente. Trabalhou durante muitos anos como tradutor da UNESCO e viveria em Paris até à sua morte. Teve uma relação de amizade com os artistas argentinos Julio Silva e Luis Tomasello, com os quais realizaria vários projectos conjuntos. Politicamente, o autor também foi um mistério, devido à fragilidade dos rótulos da época, pois, para a CIA, tratava-se de um perigoso esquerdista a soldo da KGB, enquanto esta o considerava um agente do imperialismo a soldo da CIA e perigoso agitador anti-soviético, já que denunciava as prisões em Moscovo dos chamados dissidentes.

Cortázar casou com Aurora Bernárdez em 1953, uma tradutora argentina. Viviam em París, sob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difíceis quando  surgiu a oportunidade de traduzir toda a obra completa, em prosa, de Edgar Allan Poe para 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Esse trabalho foi considerado pelos críticos como a melhor tradução da obra do escritor.

Em 1963 visitou Cuba enviado pela Casa de las Américas, para ser jurado em um concurso. Foi a época de maior comprometimento e fascínio pela política. No mesmo ano teve um livro traduzido para o inglês. Em 1962, lança Historias de Cronopios y Famas, e o ano de 1963 marcou o lançamento de Rayuela, que foi o seu maior sucesso e teve cinco mil cópias vendidas logo no ano de estreia. Em 1959 saiu o volume Final del Juego. Seu artigo Para Llegar a Lezama Lima foi publicado na revista "Union", em Havana. Depois desses anos, Cortázar comprometeu-se politicamente na libertação da América Latina dos regimes ditatoriais.

Em Novembro de 1970 viaja ao Chile, onde se solidarizou com o governo de Salvador Allende. Em 1971, foi "excomungado" por Fidel Castro, assim como outros escritores, por pedir informações sobre o desaparecimento do poeta Heberto Padilla. Apesar da sua desilusão com a atitude de Castro, continuou acompanhando a situação política da América Latina.

Em 1973, recebeu o Prémio Médicis pelo seu Libro de Manuel e destinou os seus direitos à ajuda dos presos políticos na Argentina. Em 1974, foi membro do Tribunal Bertrand Russell II, reunido em Roma para examinar a situação política na América Latina, em particular as violações dos Direitos Humanos.

Faleceu em Paris a 12 de fevereiro de 1984, com 69 anos. 

A história do livro dá vida a três tipos de personagens: os cronópios, que são os personagens que não atribuem importância exagerada às coisas; os famas, que são totalmente o contrário dos cronópios; e as esperanças, que são as preguiçosas, desanimadas e sedentárias.

O livro é dividido em quatro secções: “Manual de Instruções”, “Estranhas Ocupações”, “Matéria Plástica” e “Histórias de Cronópios e de Famas”. Todas as secções são excelentes, mas as que me encantaram especialmente foram Manual de Instruções e Matéria Plástica.

Em Manual de Instruções, com seus conselhos sobre como subir uma escada ou dar corda no relógio, Cortázar mostra a sua capacidade de transformar situações cotidianamente prosaicas em matéria de alta literatura. É um processo de criação de uma literatura surrealista, sem perder a mão em nenhum momento. A sensação que tive era a de uma câmera com o foco alterado. Olhar um objeto tão de perto (ou tão de longe) que ele perca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e passe a parecer algo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Em Manual de Instruções está o meu momento favorito do livro, o preâmbulo às instruções para dar corda no relógio. Genial como o autor joga uma luz diferente sobre algo tão simples.

Macau, Março de 2017

Manuel Afonso Costa